郭店楚简《 五行》 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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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郭店楚简《五行》释义苟东锋摘要：简、帛《五行》的差异之处往往隐藏着简本的独特用意，分析后可以发现，简本的思想不仅可以自圆其说，而且与帛本的思想有着重要不同。简本的主要内容是讲“德之行”与“行”及其两者的关系，前者论述了仁、义、礼、智、圣从“形于内”而显诸于外，从而成德的天道过程，后者则论述一个人见贤人而反观内省，扩而充之，以完成仁、义、礼、智之善的人道过程。“五行”思想最终所追求的“有德者”是人道向天道的复归。此外，简本《五行》还保留了一些孔子和子思思想的古义。关键词：五行、德之行、行、德、善简、帛《五行》的出土使久被存疑的“思孟学派”成为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但

2、是随着讨论的广泛和深入，“思孟学派”的轮廓却似乎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论者对《五行》文本的处理有很大分歧：有人认为帛本为优，简本为辅；庞朴：《竹帛<五行篇>比较》，载《人民政协报》,1998年8月3日第三版。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页。有人以为简本是初本，帛本为改动本；邢文：《楚简<五行>试论》，载《文物》1998年第10期。有人则主张两者大同小异。池田知久：《池田知久简帛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5—56页。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3、第133页。这三种立场原则上可导致三种不同文本，于是，以此为基础对《五行》思想的理解也差异极大；更值得注意的是挺帛一派往往也借鉴了简本的某些处理，而挺简一派则承认有的地方帛本更好，这就使得对于《五行》文本及其思想的理解更加错综纷杂了。如对于“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圣……”一段的有无问题，庞朴先生从整体上支持帛本，却在这里赞同简本；而邢文先生从整体上支持简本，却在这里认同帛本。详见后文。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五行》研究的一开始就澄清：若完全依简、帛各自文本理解，是否能够发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承认论者可根据自己的想法校对出合理的本子，以此而研

4、究“五行”思想。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呢？那么以上的看法都需要重新考虑。以下工作就是试图说明简本《五行》背后确实包涵了一套与帛本非常不同的重要思想。一、德之行与行《五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在起始部分提出了“形于内”的“德之行”与“不形于内”的“行”的区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德”与“善”、“天道”与“人道”的区分。因此有人认为这部分可以看作《五行》“全篇思想的总纲”，学者多赞同之。参见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第185页。但是关于“德之行”与“行”的关系，学界却有着不同看法，大体而言，可分两类：一类认为《五行》最强调的是“德之行”，另一类认为《五行》是“德之行”与“

5、行”并重的。前者又因其对“行”的不同理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认为“行”指“未经心灵体现出来的道德行为”，杨儒宾:《德之行与德之气——帛书〈五行篇〉、〈德圣篇〉论道德、心性与形体的关系》。收入锺彩钧主编:《中国文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2年,第417—418页。或“泛指德行，即合乎道德原则的行为”，陈来：《竹简<五行>篇与子思思想研究》,载《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因此《五行》断然不会主张这种“行”；另一种情况认为仁义礼智圣“皆在人的心中，称为‘德之行’，其表现在外在行为者，则称为‘行’”，黄俊杰：《孟学思想史论

6、:卷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75页这种观点看似“德之行”与“行”并重，实则此“行”就是“德之行”，其本身已经“形于内”了，因而这里强调的仍可以看作是“德之行”。梁涛先生最早提出这个意见，他认为这里“既然‘行’是来自内在的‘德之行’，那么它显然就已经是‘形于内’的了，作者为什么还要强调它‘不形于内’呢？”参见：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第186页。后者目前只有一种情况，即梁涛先生主张的“《五行》的‘德之行’与‘行’实际是一种双重道德律。”“前者是内在道德律，是主体自觉，后者是外在道德律，是客观规范。”梁涛先生在提出自己观点的同时对前面两种看法

7、也分别提出了批评，认为前者的问题在于其与儒家一向反对的“行不由衷”相左，后者则有悖于《五行》对于“不形于内”的突出强调。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第186页。我认为这两点反驳都是有效的。然而，“德之行”与“行”的关系是否就如梁涛先生所言？这还要看所谓“双重道德律”是何涵义。在梁涛先生看来，“双重道德律乃是早期儒家的一个基本思想”，“它与郭店简其他篇目中的‘仁内义外’说实际表达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不是别人，而是儒家的创始者——孔子”。梁先生认为这种“仁内义外”的思想“具有过渡时期的二元倾向”，以此观之，那么孔子思想也当是一种过渡性质的二元

8、论了？这显然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