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劝百讽一”成因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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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赋“劝百讽一”成因初探（延边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李宝龙吉林延吉133002）摘要：自扬雄提出了汉赋“劝百讽一”的看法后，代相沿袭，几成定论。以致时至今日，仍有人以此来责备汉赋歌功颂德，华而不实。这种看法未免有失偏颇。从现存的作品来看，汉赋很少有只“劝”不“讽”的，汉赋的最终着眼点始终在“讽”上。当然，在文字比例上，“劝百讽一”也是事实。但人们对于这一事实却缺少客观冷静地分析。“劝”多“讽”少格局的形成，一者绝非作家个人之过，二者也非文本本身之过，其成因也不能简单地归结到作家身上。探究起来，这里面的内外因素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其中颇多合理因素，也有一些值得我们深思

2、的因由。关键词：汉赋；“劝百讽一”；成因“劝百讽一”是有关汉赋批评的经典论说，而汉赋之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境惨淡，备受讨伐，极大程度上就源于这句出自名赋家之口的具有误导性质的批评观点。首先要肯定的一点是，汉赋实际上有着很好的讽谏传统，这自枚乘《七发》之后，诸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秦二世赋》，扬雄的《羽猎》、《甘泉》、《河东》、《长杨》四大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均讽意甚明。如枚乘在《七发》的序言中就已经尖锐地指出“出舆入辇，命曰蹷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

3、”其后铺写七事，反复渲染，目的就在于“所以戒膏粱之子也”。又史载司马相如见汉武帝好驰射，即上疏以谏，复上《哀秦二世赋》以讽，又见汉武帝好神仙，一位“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于是上《大人赋》以讽谏其事。事实上每个汉赋作者在创作作品时，都是有着清醒的讽的创作目的和明晰的讽的表述方式的，扬雄自己便有“赋者，将以风之”的话，而“劝百讽一”也并非无讽。时人和后人也多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司马迁评司马相如的赋时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祝尧也说“《上林》、《甘泉》，极其铺张，终归于讽谏，而风之意未泯”。然而，同时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这些赋的讽谏的笔

4、墨确实是与颂扬的笔墨不成比例的，但这绝非作者为讨好君主而故作“虚词滥说”，更不能因此而否定作者的讽谏意图的存在。史载上列诸家均属耿直刚介之臣，绝非媚上邀宠之辈，且关注时政，心存社稷。这种劝远大于讽的“劝百讽一”模式的形成，实是有着深刻的多方面的原因的，不可以简单的归咎于作者个人。1.受当时经学影响。任何文学创作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那个时代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两汉四百年间，意识形态里领域影响最为巨大的莫过于经学研究，而经学研究中影响之大又以《诗经》为首，而“汉儒言诗，不外美刺两端”（程廷祚《青溪集•论诗十三•再论刺诗》）。这种“美刺”观念不但是汉代一切学术研究的指导

5、思想，还是汉儒评价汉代一切精神产品基本标准。其中又以“美”为正，为主；以“刺”为变，为辅。受这种观念的左右，所以汉赋作家常常欲讽先颂，或寓讽于颂。委婉的讽谏是目的，但必须通过正面的颂扬这种主流形式表现出来。这可能已成为根植于每个汉代赋作家头脑中的不容置疑的指导原则。汉大赋盛行时，又正值景武宣等盛世之时，国势昌隆，物富民丰，政治清宁，四边安定，人心鼓舞，群情振奋，面对着这种前所未有的全新局面，感受着那种激荡胸怀的时代精神，实在也是容不得那些性好慷慨的骚人墨客们不去颂扬她。时代思想的影响和时代精神的感召是古今中外所有作家都无法逃避和拒绝的，汉赋作家自然也在所难免。

6、所以他们的作品喜欢用美颂的方式来歌颂统一帝国的宏大气象，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况且，这种影响和感召一方面固然造成了那个时期的作家创作的某些局限，但也常常造就了他们独有的艺术风格；汉赋之蔽在于“美”，其特色也正在于“美”。正是因为这种美颂也即“劝”的写法，汉赋才充分淋漓的展示了大汉帝国的赫赫声威，其作为“一代之文学”的特质也正在于此。locatedintheTomb,DongShenJiabang,deferthenextdayfocusedontheassassination.Linping,Zhejiang,1ofwhichliquorwinemasters

7、(WuzhensaidinformationisCarpenter),whogotAfewbayonets,duetomissedfatal,whennightcame2.受作家主观品性的影响。受时代风尚的感召，也是受战国纵横余绪的影响，汉赋作家多个性张扬，每每纵情任性，但求适意，不主故常。他们不为功名所绊，也不为钱财所累，不论什么事情，想做即做，做必尽情尽兴方欢。如枚乘，以劝阻吴王谋反而知名，被景帝召拜为弘农都尉，这不可不谓名重，不可不谓殊荣，但他只因“不乐郡吏”，便随便找了一个借口，辞官而去，重新回到梁王那做他的门客，寻其所好去了。司马相如更是纵情任性、不

8、主故常的典型。早年为了当官，“以赀为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