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金源诗坛对陶渊明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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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金源诗坛对陶渊明的接受摘要在金源百年诗坛上,陶渊明以其独特风貌出现在金代诗人视野中。金源自大定而治化休明,至明昌而全盛,本土诗人登上诗坛,开始了对陶渊明其诗其人的解读关键词:金源大定明昌陶渊明接受中图分类号:IXX年诗坛上,陶渊明以其独特风貌出现在金代诗人视野中。金灭北宋,实行“借才异代”,大批宋儒如宇文虚中、蔡松年、高士谈等人出仕新朝,陶渊明经由他们的视野进入金初文坛。入金宋儒使金代文学建构初始就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但这些成熟精纯的“宋调”并不能代表金代文学独特的时代风尚。直到大定、明昌年间,即金源鼎盛时期的“国朝文派”

2、才充分体现了金诗特质,即北方文化特有的自然清真,此又与陶渊明“质性自然”的本性殊无二致。文学传统与民族个性都显示出陶渊明在金源诗坛被广泛接受的必然性一大定诗人与陶渊明与金代初期宋儒执柄诗坛情势相比,大定诗坛的主体构成已然发生变化。元好问在《中州集・蔡小传》中称:“国初文士如宇文大学士、蔡丞相、吴深州之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故断自正甫为正传之宗。党竹次之,礼部闲闲公又次之。自萧户部真卿倡此论,天下迄今无异议云。”从这段话可知,金源本土诗人已然登上诗坛蔡(?―1174),字正甫,为金初文坛首领蔡松年之子

3、。蔡被推为“国朝文派”之肇始,其诗雄奇朴野、气骨苍劲,充分体现了“国朝文派”的美学特征。当时相当数量的作家如刘迎、刘仲尹、萧贡等都有着与蔡公相近的雄放腾跃的诗风。在此种时代风会和美学倾向之下,诗人们很难深入体会内敛平淡的陶渊明。然而陶渊明的生命经历与诗文创作始终围绕着一个重大课题,即出处行止之间的矛盾,虽然这种矛盾的表现形式和深浅程度存在着个体差异,但此中包含的仕与隐、情与理、理想与现实、自由与秩序等子命题几乎是不同时代文人宿命般的纠缠,所以即便是在昂扬的时代精神和雄奇的诗风之中,诗坛上仍然回响着另外一种声音蔡参加金朝的科举考试

4、、做的是金朝的官,虽身为汉人,对金朝再无其父的疏离感、隔阂感,但是其父被害与其时时如履薄冰的倦游心态不可能不给他带来影响,因此他难免不会有畏途之感,“在家须信贫犹好,梦想人间行路难”(《秋日和张温仲韵》),进而产生归去之叹,“求田已喜成三径,适意真堪寄一觞”(《简王温父昆仲》)。虽然有“三径”之意,但是他并未真正想要撤离官场。《寄通州王》诗云:“长夏少人事,官闲帘户深。枕凉秋入梦,林密翠交阴。适欲非吾事,谋闲遂此身心。绝交吾岂敢,觅酒识知音。”可以看出居官清闲的自得适意才是他真正希望的生活状态,相比之下,“三径”不过是个浪漫雅致

5、的念头罢了,因此他的一部分清静闲适之作,乍读似与陶诗相类,但细细品度,仍见分异,诗中所蕴含的生命体验和感悟与陶诗也有着薄厚之别王寂(1127―1193),字元老。是金代诗坛至中期存诗最多的作家。王寂一生奔波于仕途,却又一直强调自己“平生雅志在丘壑”(《题刘器之秀野亭》)、“老夫为政拙,雅志与时乖”(《蔡州》)。因中年仕路受挫,生计艰难,加之深受佛道思想的浸染,而慨言“自苦折腰供吏役”(《送张希召二首》其一)。进而想早日终老长林,这种心态使得他的诗中有着很浓的避退意味,但是他并没有走上陶渊明的弃官归隐之路,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生计逼

6、迫。这种矛盾也曾经同样困扰着陶渊明,《咏贫士》其五就坦言:“贫富常交战”,面对经常空底的米缸和衣衫褴褛的妻儿,陶渊明的内心不是没有矛盾和痛苦,只是他坚定地秉持“忧道不忧贫”,“穷不失义”的儒家教义,所以贫富交战的结果是“道胜无戚颜”。面对陶渊明的胜利,王寂深怀敬意,“寥寥阅魏晋,得一陶靖节。来生腰骨硬,肯向督邮折。后世无问津,风流冷于铁。”(《咏张宫师二疏东归图》),但是他没有追随而去,毋宁说是他无法追随,因为他缺乏在陶渊明那条高贵而又异常艰辛的道路上行走的力量,即独立不迁的弘毅人格,而这恰恰是人生道路选择中最重要的内在驱动。所

7、以王寂只能在精神上向陶渊明致敬,而在现实中却选择了晚年的白居易,作为自己师法的范型二明昌诗坛与陶渊明在金代诗史上,明昌时期是个值得注目的时期,诗歌发展趋向出现了多元化的态势,在蔡、刘迎等体现的气骨苍劲的诗风外,党怀英、王庭筠、赵等诗人又创造了清寂绝尘的审美境界,同时也在另一维度中接近着陶渊明党怀英(1134―1211),字世杰,号竹溪。明昌年间大振诗声。从《全金诗》中所录的六十八首诗来看,党怀英非常仰慕陶渊明的人格理想。他作有《次文孺韵》、《黄菊集句》、《西湖晚菊》等多首赋菊诗。诗人在感慨斯花斯人的同时也寄寓着自己清寂幽独的心曲

8、。“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抒发自己的幽愁暗恨、孤芳高洁的志趣成为一个传统,也是中国士大夫一种普遍化的文化心理。在魏晋之际的陶渊明就是这种文化心理的范型。”陶渊明归隐田园后,松菊成为其诗中常见的意象,“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归去来兮辞》)“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