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寅恪热到王小波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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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英雄时代走向凡人时代——中国人文精神的"蜕变"[王鹏令]提要：从"陈寅恪热"到"王小波热"，反映了中国知识份子在人格理想上从"英雄"、"圣贤"向"凡人"的转变。人文精神的这一深刻"蜕变"，以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从"英雄时代"走向"凡人时代"的转型过程为背景。"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的最後一幕。面对"凡人时代"的悄然而至，无论是怀旧伤感的长歌当哭或者是"抵抗投降"的豪言壮语，都无力挽回那个以权力和权威的人格化为其本质特征的"英雄时代"了！而已经开始在中国大地上降临的"凡人时代"，是或应当是一个以权力和权威的制度化为其根本特征

2、的时代。在这种多元化（主体及其价值）、常规化（公共事务及其管理）和务实（个人生活态度）的时代里，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过的那种跟随奇理斯玛型伟大人物、通过创造奇迹的非常规活动（如革命）而走向乌托邦的神话，已经对大众越来越失去了诱惑力；"英雄"或"圣贤"及其追随者（"精神制品"），因而也就越来越丧失了自己的立足之地！王小波对知识分子极其人文事业的定位和当代人文精神的把握，恰恰反映并顺应了世道人心的这种深刻变化。一九九二年以後，在新一轮经济改革的带动下，中国社会的商业化过程空前加速。大众文化随之彪兴；知识份子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急剧边缘化

3、了。在"上有价值迷失，下有淘金大潮"的大形势下，出现了"价值空虚"、"物欲横流"、社会伦理失序的"礼崩乐坏"的局面，这使得国内的知识份子、特别是人文知识份子，一时间陷入了改革以来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的境地。正是针对着这种社会现实的背景，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一部分知识份子，在九叁年底、九四年初，试图通过发起一场讨论来恢复他们心目中业已失落了的所谓人文精神，以重建精神家园，一方面匡正已是"江河日下"的世道人心，另一方面则为自己重新确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依托。那场讨论虽然提出了重大而迫切的问题，但并没有获得任何富有新意的

4、学术或思想成果，问题自然也没有得到解决。一、"陈寅恪热"：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回归locatedintheTomb,DongShenJiabang,deferthenextdayfocusedontheassassination.Linping,Zhejiang,1ofwhichliquorwinemasters(WuzhensaidinformationisCarpenter),whogotAfewbayonets,duetomissedfatal,whennightcame5从九叁年年底发轫的人文精神讨论，仅仅持续了一年多时间

5、，到1995年下半年便沉寂下来。恰在这时，即1995年年底，陆健东先生出版了他的力作《陈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随即在国内知识界迅速掀起了一波颇具震撼力的"陈寅恪热"。     "陈寅恪热"不仅接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此前的人文精神讨论。这是因为，陈寅恪以其壁立千秋的独立人格和充满悲情的文化苦旅，为人们理解和把握失落已久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提供了一个具体鲜明、且令人感佩的形象！我认为，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集中地表现为以下叁个方面，即对圣贤人格的追求，承传民族文化（主要指儒家学说）和肩负天下兴亡的神圣使命感。陈寅恪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

6、子的意义正在于：在他的身上，相当鲜明、且比较完整地凝聚着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因为第一，按照中国传统的标准，陈寅恪无疑为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展现了一种近乎"圣贤"的理想人格；第二，陈寅恪以其一贯视民族文化为生命的态度和对传统文化不计成败利钝的呵护，不仅为当代中国知识份子提供了一种价值参照，而且为之具体地展示了一种近于"高贵"，即不失尊严和斯文的生存方式。或者说，由于在陈氏身上相当难得地保持和凝聚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因而便使得在原先那场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中始终模糊不清、飘忽不定的"人文精神"，借助陈寅恪的感性形象而一下子便在回归传统的

7、意义上具体化、鲜明化了：原来所谓传统的人文精神，就是像陈寅恪那样，以其圣贤或近于圣贤的人格，一以贯之地为关乎天下兴亡的民族文化而活而乐而忧，甚至像陈氏所推崇的王国维那样，为民族文化而死！在这种意义上，"陈寅恪热"反映了国内知识界一种向本国传统人文精神回归，亦即向文化传统寻根，以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的趋向。二、凡人时代的人文精神--王小波的启示   如果说，陈寅恪在人格上颇近于儒家理想中的圣贤，则王小波就是典型的凡人。在他的言行中，我们看不出古代圣贤的任何一点踪影。然而，他不仅有自己的人格上和事业上的追求，而且他的追求也是典型文化人

8、或知识份子的。   不同的是，在他的心目中，知识份子或文化人，并非"天将降大任於斯人"的圣贤或文化英雄。因此，他不可能像陈寅恪和王国维那样，以民族文化托命之人而自居。不仅如此，他对中国知识份子常见的那种动辄愤世疾俗的道德优越感和总想匡正世道人心的"使命感"也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