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弢先生与现代文学史研究_汪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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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弢先生与现代文学史研究汪晖今年是唐弢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不久前，我重新阅读了唐弢先生的著作，尤其是《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一书。在他的数十部著述中，我认为这是除鲁迅研究著述及其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外，最具有代表性的现代文学研究论文集。《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学》《我观新诗》《林语堂论》等经典篇什发表时就影响巨大，这次重读感觉非常亲切。在重读过程中，我特别留心唐先生在《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等论文中表述的文学史观。在这些文章中，唐先生以一个文学史家的视角，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些基本看法。这些看法是作为现代文学学科的奠

2、基者之一的唐弢先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经验总结，也是一位文学史家对于这一学科的未来的展望，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仍然有着重要的启发。由于时间冲突，不能与会，我在这里勾勒其中两三点，作为我的书面发言。唐弢先生在谈及他所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强调用“春秋”笔法时，曾引用巴尔扎克的说法，“写小说像在数学上只摆方程式”，而让读者和听者自己去思考。他用方程式的比喻，也并不是说文学史研究有一个普遍的公式，恰恰相反，他主张文学史研究的多样化，而反对单一模式的文学史写作。他的意思是文学研究中的批评“应该旗帜鲜明，而措辞婉转”，给读者留下独立判断的·9·■上海鲁迅研究2013冬空间。如何

3、摆这个方程式取决文学史家的“史识”。这个“史识”综合了文学史研究者对于历史、文学和政治的具体而丰富的认知、感觉和判断，不是单方面的东西，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原则、政治立场和文学主张出发的。在这里，文学、历史与政治是文学史的构成内容，而不是相互割裂的要素。唐弢先生指出:“文学史首先是一部文学史。”所谓文学史，不是政治斗争史，不是思想斗争史，甚至也不是文艺运动史，它所探索的是文学作品、作家、文体、风格、流派等等的历史。好的文学史研究是能够发现新的作家、作品，发现经典作品中尚未被充分发掘的内涵的作品。但另一方面，文学史研究并不只是作家作品论，它同时需要关照政治的、思想的和运动的脉络。在唐先生看来，文学史

4、研究不同于当代文学批评，它包含更多的历史成分。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它强调文学史研究“必须使用原始材料”，倡导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从而建立其史学的品格。除了对于原始文本的追踪之外，他尤其建议学者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发表的期刊杂志，关注出版的机构及其背景，探索作家思想变迁的脉络和交往的范围。他对文学流派和风格的考虑其实也起源于此，即文学史对作品的把握也包含了对该作品诞生时的历史语境的把握。他对郭沫若《匪徒颂》前后版本的分析，他要求将茅盾、洪深、叶圣陶等作家关于“丰收成灾”的描写相互参照分析，以弄清历史真相的例子，都说明文学史不仅是对作品的文本分析，还包含对于历史条件的阐释。这也是他引述章学诚“六经

5、皆史”说的原因。唐弢先生强调论从史出，反对以论带史，观点是辩证的，有多重的针对性。他强调历史脉络，也注重政治语境，但反对以这些作为论断文学的尺度，主要针对的是新中国建立后文学史写作中的过度政治化的倾向。例如，他不赞成将活报剧、街头剧等抬得太高，对于丁玲评价中的僵化的阶级论进行批评;反过来，他也不赞成以钱鍾书的《围城》贬低茅盾的《子夜》，不同意张爱玲、沈从文·10·■唐弢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评价中的简单拔高。他对这两位作家的艺术成就都给予了充分肯定，但认为张爱玲的后期作品，尤其《秧歌》等反共小说不是成功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张爱玲的这类作品的批评并不只是着眼于政治判断，反而更加注重于文学分

6、析。在他看来，即便是政治上处于对立面的作家，如果作品好，有艺术价值，也需要在文学史中得到恰当的分析。他个人重视现实主义，但认为这种现实主义是开放的，可以容纳其他手法，尤其对茅盾以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为纲来描述现代文学史持反对意见。这些观点有些在今天已经成为共识，有些仍然有针砭的作用。文学与政治不能等同，两者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间距，但间距不等同于隔离，即文学和文学史的政治性是通过文学与政治、文学史与政治史的间距得以实现的。这里并没有纯文学的概念。唐弢先生不赞成文学史研究中的过度政治化，强调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但并不是取消政治的意义。在他看来，现代文学与政治是紧密相关的，如果文学史不能恰当地处理文

7、学与政治的关系，就不能构成真正的文学史。不但对于鲁迅的评价，就是对于郁达夫、张爱玲、沈从文的评价，也无不与政治相关。他强调的是一种历史评价的分寸感。作为文学史家，他的更大的“政治”，在于对现代文学性质的理解。新文学，它的发端，是一场文化运动，包含了基本的价值。文学形式本身也是这种价值的体现。如新诗，话剧，白话小说等等。这些文类是在与旧体诗、传统戏剧和所谓文言文学的斗争中诞生的。那么，如何处理20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