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口援疆政策的法制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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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口援疆政策的法制化研究日期:[2011-2-149:17:36]共阅[400]次一、对口支援制度概述(一)对口支援制度的产生建国后,各民族在政治上实现了真正完全的平等,但经济上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为了解决区域发展和资源分布不平衡的问题,帮助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各民族经济上的事实上的平等,在50、60年代,中央政府在全国一盘棋思想的指导下,依靠计划经济体制对各种资源进行全国性调配,在各级国家机关的协调下,而采取的帮扶措施。国家开始提出“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组织过地区之间的经济协作,但主要是有计划地组织全国的商品流通和商品供求平衡

2、。1979年通过中央52号文件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并随着援藏援疆、三峡工程移民安置和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发展为目前的三种主要政策模式:边疆地区对口支援、重大工程对口支援、灾害损失严重地区对口支援。重大工程对口支援的目的是对边疆地区对口支援模式的扩展,例如,西部大开发中的四大工程,目的是通过工程建设推动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升现代化水平,使当地政府和群众受益,实施的状况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在工程建设中照顾到当地群众的利益,如优先雇佣当地劳动力等。灾害损失严重地区对口支援模式是一种应急措施,是特殊情况下的特别措施,经验需总结,但不具有

3、推广的可能。这两种方式是对口支援边疆地区的扩展,也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就民族地区来讲,这种经济交流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安排下进行的,一般采取发达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援助或借助于国家拨款援助的方式。因地制宜地开展多渠道、多层次的横向联合,启动各地区互助互利的积极性,还没有作为重大的战略措施提出和实施。当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对口支援的概念,但一些地区的交流和协作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从新中国建立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30年时间里,东部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支援的法律制度还处于初步建立时期,宪法性原则还没有法律法规对之进一步具体化,东部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援呈现出规模较小、

4、层次较低、对口不明确、形式单一的特点。(二)对口支援制度的演进过程1.1979年至1984年——对口支援制度的初创阶段。这一阶段对口支援法律制度的建设,以1979年召开的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以及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边防工作会议的报告为主要标志,中共中央第一次确定了我国内地省市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的具体对口安排,即北京支援内蒙古,河北支援贵州,江苏支援广西、新疆,山东支援青海,上海支援云南、宁夏,全国支援西藏。为了加强内地经济发达省、市同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工作,1982年10月,国家计委和国家民委在银川召开了“经济发达省、市同少数民族地区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工作座谈会

5、”,会议总结了经验,肯定了成绩,并制定了有关政策措施。2.1984年至2000年——对口支援制度建设的充实提高阶段。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活动的管理,1983年1月,国务院以国发[1983]7号文件批转了《关于组织发达省、市同少数民族地区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工作座谈会纪要》,文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将内地经济发达省、市同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工作继续推向深入、广泛开展的局面,并确定对口支援工作由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国家民委共同负责,由国家经委牵头。1984年通过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第61条首次以国家基本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上级国家机关组织和支持对口支

6、援的法律原则。这标志着我国对口支援制度建设进入了国家基本法律层面而且将之作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1984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国家民委和国家物资局共同召开了“全国经济技术协作和对口支援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对口支援工作的全面开展。各地按照“扬长避短、互利互惠、互相支援、共同发展”的原则,大力开展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对口支援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形式也多种多样。如国家新增加了上海支援新疆、西藏,广东支援贵州,沈阳、武汉支援青海。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开展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咨询服务和智力支边活动。在我国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西南

7、和西北地区,形成了西南六省(自治区、直辖市)七方(云南、贵州、四川、广西、西藏、重庆、成都)经济协作区和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经济协作区,并各自成立了协调组织。这个时期,对西藏的对口支援有了重大举措。1984年3月,中央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由北京、天津、上海、四川、江苏、浙江、山东、福建等8省市支援西藏43项工程。将投资和工期逐项落实,如期交付使用。[①]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为了推动企业之间的横向经济联合,1986年3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国发[1

8、986]36号文),横向联合和对口支援以企业联合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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