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设计）-基于社会资本治理“公共地悲剧” 的博弈思考1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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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业好文档基于社会资本治理“公共地悲剧”的博弈思考基金项目：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农业资源环境安全与利用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05－148）”和中国地质大学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招标课题“中国农业资源安全问题研究”肖卫张俊飚（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430070）摘要：本文通过对“公共地悲剧”以及治理方法作出传统经济解释和评价，分析并比较社会资本参与水平不同情况下，混合战略博弈、KMRW声誉博弈以及最后通谍博弈的均衡和结果，同时阐述了“公共地悲剧”产生的缘由以及治理。提出了产权私有与外界管制并非治理类似公共资源

2、问题的有效途径的观点，对中国现阶段的农地制度改革做出启发性的构想。关键词：社会资本“公共地悲剧”博弈肖卫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发展经济学，资源经济张俊飚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研究领域为资源经济。先后主持有关资源经济方面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两项。联系方式通讯地址：湖北省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430070TEL:13476061339EMAIL:xiaowei_3_2@sina.com.cn或者weixiao_haizi@163.com专业好文档一、引言“公共地悲剧”（tragedyofthecommons）

3、的核心结论是：如果草地、公海和森林资源等产权共有，那么n个资源的使用者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就会过度放牧、捕捞和捕猎，导致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甚至破坏性使用。“公共地悲剧”是一个典型的经济现象，说明了一种资源如果没有排他的所有权，便会产生外部不经济。特别是正在经历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改制国家，众多资源的产权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国一些地区的河流污染严重、小煤窑的过度开采和土地不当征集等现象，正是由于产权的不完善而产生的悲剧。经济学家在思考这类问题的解决办法时，一般诉诸于以下两种方案：其一是共有产权私有化，把外部成本内部化；其二以社

4、会最优替代个人最优，借助管制力量来解决“公共地悲剧”。诸多实践证明，此类方法治理“公共地悲剧”问题时，都存在明显弊端。本文从社会资本参与的博弈来分析“公共地悲剧”的治理。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既有的解释范式的缺陷、东亚经济发展的启示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关注，关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得到迅速发展。在詹姆斯·科尔曼（JamesColeman）、罗纳德·伯特（RonaldBurt）、罗伯特·普特南（RobertPutnam）、A.波茨(Portes)等学者那里这个概念以及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完善。主要文献一般包括四个关键

5、词，即“信任”、“合作”、“规则”和“社会网络”。所以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所有的有利于以共同收益为目的的集体行动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得到各方面的基本认同。通过社会资本中的网络、信任与规范对参与人的约束，从而改变博弈的均衡和均衡结果。而此时的均衡结果将是集体的最优选择，n个参与人在社会资本参与的条件下，会自觉的将公共资源的使用量维持在符合社会最优的使用水平。分析结果表明，在社会资本参与的条件下，这一均衡结果会自觉长久的持续下去，并在参与人的心目中成为一种公共意识，以至形成规范，培育新的社会资本。这种规范不需要借助

6、外部的力量，是一种内生的博弈规则，这种规则将成为村庄经济和谐发展的引擎力。二、“公共地悲剧”的博弈解释及治理评述传统的主流经济理论在理性人假设下，对“公共地悲剧”作出如下解释：假设在一个由n个农户组成的村庄，拥有一片共同的草场，每个农户可以在公共草场上自由的放牧；草场有个最大的羊群存活数限制，随着饲养量的增加，每只羊的价值以加速递减。在这个博弈中，每个农户的理性选择是，通过饲养数量gi的选择以最大化自己的收益。假定羊羔的单价为c，那么，有利润函数，是所有农户饲养数量g的函数。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下，增加一只羊有正负

7、双方面的效应，正效应为羊本身的价值，负效应为这只羊使得所有原来的羊的价值下降。尽管每个农户在决定增加饲养量的时候考虑了对现有的羊的负效应，但是仅仅考虑对个人所有羊的负效应，而不是针对整个草场所有的羊。因此，最优的个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纳什均衡的最优饲养量大于社会最优饲养量，即G*>G**。公共草场在这里将被过度使用，“公共地悲剧”由此产生。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对“公共地悲剧”治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产权的界定，通过共有产权私有化已达到个人和社会的同时最优。二是通过外部力量的介入，以管制来实现外部经济的内部化。

8、众多实践证明，前者在达到资源配置的效率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忽略了产权初始界定对分配公平的作用，以至引发关于社会公正的系列问题，从而影响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后者集中考虑管制在市场失灵的作用，然而，管制本身是缺乏效率，况且在管制执行的过程中，又需要规范众多与效率有关的问题，这又加大了“公共地悲剧”治理过程实施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