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王维隐逸历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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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陶渊明与王维隐逸历程比较王卉（河南大学学科教学（语文）学号：34号）内容摘要：众所周知，陶渊明心怀济世之志，在那乱世年代不能给他提供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理想与现实产生了激烈矛盾，于是他在仕与隐的矛盾中挣扎、彷徨，最终遵循自己的性情隐居田园。王维早年积极进取以隐求仕，以张九龄罢相为界，王维仕宦之心逐渐淡泊，隐对他有了新的意义:涤荡尘世之心。诗人笔下的山水田园与隐逸历程呈现出模仿陶渊明的意向，但最终仍然难以成为独立人格的标杆。本文通过对陶渊明与王维隐逸状况的比较，揭示二人不同的精神世界和人生追求。关键词：陶渊明王维隐逸历程“仁者乐山，

2、智者乐水”（《论语·雍也》）孔子认为，山水之乐，乃人生之乐。人与自然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作为自然界有机的组成部分，人类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归隐山林田园，寄情山水，在大自然中寻找心灵的慰藉，是中国古代文人一条至为普遍而又行至有效的人生道路。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人生价值观给中国古代文人戴上了沉重的枷锁。儒道两种哲学价值观的矛盾使得中国古代文人在“出仕”与“归隐”的夹缝中挣扎。官场的污浊、政治的黑暗和社会的动荡在中国古代文人心灵上蒙上了浓重的阴影。“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的圣训使得仕途失意的

3、文人士子自觉的把目光转向自然山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寻求一种精神的皈依和心里平衡。从这一点来看，文人的隐逸生活有着共同的的思想基础。但是，由于各自的生活经历、社会背景、性情秉赋不同，每个人隐居的方式和目的有着很大不同。本文通过对陶渊明与王维隐逸状况的比较，揭示二人不同的精神世界和人生追求。一、初仕即隐与终南捷径之隐陶渊明的特殊家世使他铭记曾祖陶侃的功绩，常以此自勉。《晋书》(卷九十四)本传云：“潜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陶渊明早年受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怀有济世报国之志。陶渊明初仕，一方面是因为家贫为

4、了生计的缘故：另一方面，当时他正值风华正茂，建功立业也是他所向往的，这在他的《杂诗》第五首中可以看到：“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1]（117）家贫与猛志促成了陶渊明的出仕。可是，翻开史料我们知道，他的州祭酒并没有做多长时间，此后不久，陶渊明就辞官归隐了，这里面蕴涵了太多的无奈与痛苦！曾祖陶侃一介平民，白手起家，终成大业。但他的出身不是名门望族，因此遭受了众多蔑视的目光。对于浔阳陶氏“望非世族，俗异诸华”的鄙视，自陶侃富贵起便一直绵延不断，到陶渊明写《命子诗》时，虽然有意虚夸其远祖清贵，但心中的那份苦涩与

5、自卑却无法抹去。家世的特殊背景，家境的破落和特定的世族时代，最终铸就了陶渊明自傲又自卑的心理、性格和人格。性格耿介刚烈、自傲，同时又有些自卑心理的陶渊明，因为那身傲气，耻于违心降志听命他人，又要委屈事人，他的痛苦可想而知。这样的官场终非久留之地，终于在《饮酒》第十九首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困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1]（98）深感于“志意多所耻”，最佳的选择是退隐乡间，在当时这是一种痛苦的抉择。有了如此的痛苦，总要有所发泄。田园劳动能在一定程度

6、上解决心灵自由与形体活动之间的矛盾，但不能解决心灵追求建功立业与身体归耕田园之间的矛盾。这个时候酒成了陶渊明身边不可或缺之物。借着酒力，他抒发自己的苦闷，表达自己的志向及对人生的感慨。如《饮酒》第三首：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然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1]（88）陶渊明的诗中，没有过激的言辞，平静淡然。但是，隐隐的伤心和不得志的悲愤，穿梭于诗中，忽隐忽现。不能仕进，陶渊明的心中有悲有恨；躬耕田野，他也处之泰然。开元盛世，国泰民安。盛唐文人则有异于孔子所谓的“天

7、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他们在人生道路上始终都没有放弃出仕，仕与隐的统一，反映了唐人社会价值与个性自由合而为一的人生追求与唐人昂扬肆张的生命意识。隐逸山林可以和从军塞外、漫游干谒交替轮用。王维就创作了不少风骨遒劲、充满豪情侠气的诗歌，如《少年行》、《老将行》、《从军行》、《使至塞上》、《出塞》等等。在这盛唐气象之下，文人最主要的还是求仕，所谓的隐逸山林、从军塞外、漫游干谒也只有一个目的——进入仕途。王维虽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用世之志，但“尘心未尽思乡县”(《桃源行》)也是同样恋恋于尘网的一颗心。王维十八岁在京终南山

8、隐居，显然是循着前人的终南捷径以期进一步引起朝廷的提拔重用。选择隐居终南暗示着两个不言而喻的信息，即隐者的用世之心与不同流俗。他由歧王引见公主时，歧王就说：“此生不得首荐，义不就试。”[2]（8）可见王维不但积极进取而且相当自傲。不同的时代背景造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