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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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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宗教大法官”与巴赫金的诗学问题"text-align:center;">论文关键字:本文结合诗学和宗教哲学两个维度,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一个重要章节的分析,以具体文本验证巴赫金复调理论的解释力,探究其理论缺陷的根源,并提出以“二律背反”作为陀氏复调小说的基本分析范畴。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29年初版,1963年修订)一书中提出“复调”、“对话”和“狂欢化”诸理论,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这位大师的思想精华。但是,当这些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抽象出的理论被重新置入具体文本语境中时,既有鞭辟入里的洞见,也有可疑
2、的裂隙。本文将对陀氏小说中一个章节进行分析,验证巴赫金诗学的解释力,指出他关于作者立场和平等对话的一些失当之处,并探究其理论缺陷的根源。一结构分析学界公认,陀氏的绝笔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他最重要的作品,是他“一生都在有意和无意地为之而痛苦的那个问题——上帝的存在”的最高产物①。陀氏自视第五卷《正与反》②为全书的巅峰③,其中的第五章节《宗教大法官》又被别尔嘉耶夫誉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顶点及其辩证法的皇冠”④。虽然这个章节的主题贯穿了整部小说,但由于它自身“戏中戏”的游离性质,完全可以从叙事时序中抽离出来,独立成篇。事实上,《宗教大法官》曾经多
3、次被抽印成单行本发行,许多学者也曾对它进行过个别研究,在叙事性文学作品的出版史和研究史上都是比较罕见的现象。有学者认为,陀氏毕生关注《宗教大法官》的主题,将它放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只是由于作者担心自己活不到写作另一部小说(他于该书完成的次年去世)。这就提示了两种可能:A,《宗教大法官》与整部小说并不互相统属;B,整部小说均围绕《宗教大法官》而写,作为对它的回应——以上两者都是真实成立的:不熟悉小说内容照样可以欣赏《宗教大法官》;但小说的整体框架为恰当地评论它提供了必要参照⑤。《宗教大法官》是伊凡·卡拉马佐夫虚构的一首“诗”。初看上去,它更像一篇
4、故事、散文或短剧脚本,体裁是对话式的。巴赫金将这一体裁的源头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文学中的“梅尼普体”,他精辟地总结了梅尼普体的特征:最大胆而不着边际的幻想和象征,神秘的宗教因素,亦庄亦谐的讽刺,广博的哲理,精神心理的躁狂实验,强烈的对照与矛盾的结合,社会乌托邦成分,现实的政论性,狂欢化,对终极问题包罗万象式的表达……最重要的是,梅尼普体吸收了交谈式演说体、自我交谈和筵席交谈,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在所呈现的生活和思想两方面,都具有外表的和内在的对话性——以上所有体裁特征都出现在《宗教大法官》中。巴赫金正确地指出,陀氏不是有意师法梅尼普体,也不是简单再现其
5、特征,而是创造性地更新了体裁的潜力,融合“宗教神秘剧”(中世纪戏剧型的梅尼普变体)的性质,使《宗教大法官》(以及《叛逆》和《魔鬼。伊凡·费多罗维奇的梦魇》两个章节)成为“整个世界文学中最深刻的艺术哲理作品”⑥。《宗教大法官》的对话在一个精巧的套层结构中进行,拥有双重“作者”。第一层:在整个小说的叙事语境中,《宗教大法官》以伊凡向弟弟阿辽沙讲述的方式呈现,阿辽沙偶尔插话,现实作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宗教大法官》作为伊凡虚构作品的独立文本中,它也主要以宗教大法官向基督讲述的方式呈现,基督以沉默应答,假想作者是伊凡。在这个貌似复杂的套层结构中,有一种清
6、晰严整的一致和对应关系:叙事方式——对话;讲述者——伊凡/宗教大法官;倾听和应答者——阿辽沙/基督。真正使这个套层结构复杂化的是两位作者暧昧不清的立场。宗教大法官——基督,这是第二层的对话双方,假想作者伊凡对这双方的态度非常不明朗,看不出他的价值取向;伊凡/阿辽沙,这是第一层的对话双方;现实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们的态度也像伊凡一样不明朗。这有点令人迷惑,似乎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对意义解读的开放,似乎正应了巴赫金复调理论中关于作者立场绝对超然、作者权威消亡的说法,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阿辽沙被陀氏称为“我的英雄”⑦,是作者珍重的主角,信仰、爱和恭顺的象
7、征。这个人物的原型是《白痴》中的梅诗金公爵,而几乎没有瑕疵的阿辽沙比梅诗金公爵更接近基督的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的认同是毫无疑问的。伊凡则象征着怀疑和虚无。在他身上,很容易辨认出陀氏以前的长篇小说中一些重要角色的缩影,比如《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利尼科夫、斯维德里盖洛夫,《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基里洛夫,《少年》中的韦尔西洛夫,以及最初的原型——《地下室手记》中阴暗的“地下人”。这些典型人物可以被看作是预备性的,伊凡只是他们“最后的和完整的表达者”⑧。然而,陀氏屡次自豪地将伊凡称为“我的英雄”,认为伊凡那最高级的渎神言论是无法攻破的,毫不掩饰自己创作
8、伊凡时的极大乐趣⑨。实际上,陀氏是在以双重人格同时爱着他的两个人物。选择是艰难的,因为伊凡和阿辽沙的对话其实是在陀氏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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