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主义时代”的来临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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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义时代”的来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关键发展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老友罗志田教授，感谢金观涛、刘青峰两位教授与政治大学合作开发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及文学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同时要谢谢沈国威教授、许纪霖教授、林胜彩博士、罗皓星的协助。本文初稿大略成于八年前，并曾在2004年东海大学“刘崇鋐学术讲座”、2011年政治大学举办的“近代东亚的观念变迁与认同形塑”国际学术研讨会，及2012年香港中文大学“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中宣读。在“近代东亚的观念变迁与认同形塑”国际学术研讨会中，谢谢德国瓦格纳（RudolfG.Wagner）教

2、授提醒我，挪威奥斯陆大学史易文（IvoSpira）教授的博士论文即讨论近代中国“主义”的问题。在这里要谢谢史易文教授送我他刚出版的专著，史易文教授的书的重点与本文不尽相同，拙文偏重在从思想史的角度谈“主义”，史易文教授则是偏重在对近代中国各种“主义”的现象分析，书中所包括的主题甚多，我想趁这个机会举例介绍。史易文教授的书探讨了“主义”思想的传统渊源、主义作为政治运作的词汇与概念、主义作为政党认同之标帜。近代中国以爱国主义为根，吸收各种主义的现象、1920、1930年代，知识分子被逼着要选“主义”的边站的现象、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主义”之反

3、应、主义与未来理想的结合、主义的唯意志理想论之特色、主义成为迈向未来新社会的手段、主义的乌托邦特质、主义的化约性、主义作为一种混合体、主义作为一种对意识形态的强制分类（譬如责备某人是“过激主义”）。主义提供一套易于对人的行为、思想分类之范畴，主义的人格性、主义与主义者……等，请读者参看IvoSpira,Chinese-IsmsandIsmatisation:ACaseStudyintheModernisationofIdeologicalDiscourse(Norway:UniversityofOslopress,2010).王汎森摘要本

4、文是在讨论“主义”由一个非中国传统所本有而从外面引进的概念，如何一步一步成为取代新文化运动，发展成异常强大的新政治思想论述。本文分四个阶段讨论之。第一阶段是主义作为一种“重宝”在日本诞生的过程，并讨论“主义”一词在东亚传播。第二、是讨论由“道”→“主义”的过程。在不用“主义”一词翻译西方的“ism”等字眼之前，人们常使用“道”之类的字眼来翻译，譬如社会主义译为“公用之道”。“道”是一个比较传统，且也比较带有包容性的概念，“主义”从字面上看来便带有比较浓厚的一贯性、排他性及意志论的色彩，带有坚持特定主张与方向的意涵。第二阶段是1900年以后

5、一直到新文化运动之前，此时主义逐步取得了思想上的优势地位。在这个阶段，人们使用“主义”或谈论“主义”时，基本上是以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为模型，区分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认为近代政党政治是有主义之争，现代型的政治人物是有一贯主义的政治人物。主义论述的第三阶段是新文化运动及五四前后这一段时期，人们宣称“有主义总比没主义好”，此时出现大量“主义化”的例子。此外，还有几种值得注意的发展：理想世界的变化、改造社会、社会革命之说压倒新文化运动以文学、伦理革命的主轴的思维，新的社会理想，是在社会之外去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使得现实与理想之间距离拉得非常大。青年

6、人受到辛亥革命成功的暗示，认为理想是可以透过组织的力量加以完成的，人们以为天下无难事，最美善的境界只要有人去提倡就立刻会得实现。主义论述的第四阶段是192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孙中山（1866-1925）以俄国为师，俄国式的“主义、党、党军”三位一体，成为国民党的新方向。全国只能有一个主义，只能有一个党，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新型力量”成了主义的新面目。关键词：主义、主义化、三民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一、前言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告别主义”或“没有主义”的呼声。高行健：《没有主义》（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之所以会出现这么

7、大规模的反思，是因为过去一个世纪，“为了主义”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运动。此处我借用俄国作家索忍尼辛（AleksandrIsayevichSolzhenitsyn，1918-2008）一篇短篇小说的题目“为了主义”（FortheGoodoftheCause）。参见苏忍尼辛：“为了主义”，收于刘安云译：《没有主义》（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页49。在过去一百年中，“主义”的影响最大，所以人们在百年之后，要回过头来省思“主义”，并告别“主义”。这篇文章并不是“告别主义”之作，甚至也不谈过去一百年各种主义的内容，我的讨论只局限在1895到1

8、925年——也就是张灏先生所说的近代思想中的“转型时代”之中“主义”这个论述的转变。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转型时代”，《时代的探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页37。“主义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