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性别社会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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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性别社会学分析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掀起了一场解放妇女的运动，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维权等领域的地位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女性地位又出现了边缘化弱势化的趋势。本文通过对前人研究的总结概述，试图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意义，男女能否平等，如何平等的问题做一个性别社会学视角的分析，以求引起学界对男女平等的问题的更大程度上的讨论。　　关键词：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建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D44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057-02　　新中国成立后，曾经长时间处于被压迫地

2、位的中国妇女，开始了他们获得平等的历程。大跃进时期，妇女成为国家建设当中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半边天”；改革开放时期，妇女更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维权等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政治上表现为政治参与和民主参与的程度较高，经济上表现为妇女就业数量增加、就业领域扩宽、创业能力增强，文化教育方面表现为男女两性在入学率、在学率和升学率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国家更是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妇女在政治、文化、教育、劳动、财产、人身、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权利进行可行的保障。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

3、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市场经济的深化，女性参加社会劳动的意义开始被质疑，出现了“女工回家”的呼声。可以说，中国的社会转型、市场机制的建立以及国家干预的退缩给妇女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妇女在市场面前与男性相比处于不利的地位[1]，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失业率的增加、两性收入差距扩大都是这一时期的典型表现，女性被市场经济的浪潮再一次拍打至弱势化和边缘化的岸边。因此，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妇女解放历程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反思与讨论，本文试图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与梳理，并尝试从性别社会学的角度对妇女解放历程的意义、男女能否平等，如何平等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有关

4、妇女解放的研究　　国内学者在妇女解放领域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　　郑也夫从男性的视角出发，认为男女社会地位的差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生物性与社会权力夺取的之间的一致性，力量和金钱在权力夺取中越重要，男性社会地位就越高，智力和知识在权力夺取中越重要，女性社会地位就也高；另一方面是由于专横而缺乏理性的男性意识形态，即将男女的差异评判为一种对立的二元划分，男性的特征被认为是优越的，男性的统治被认为是无可厚非的。据此，他认为，我国在智力与经济对权力与生产的决定作用上，在社会物质财富上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妇女的解放是动用行政力量造就的，是一种非自然

5、的结果，是超前的，而这种超前的运动的后果便是“使中国社会失去了男子汉，也失去了自己的女性”。而市场经济使得女性重新被排挤出市场，是一种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是遵循合理高效原则的结果[2]。　　刘伯红则站在完全相对的立场上，对郑也夫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她认为，新中国的妇女解放历程并不完全是行政力量推动的结果，更大程度上是女性意识的苏醒，是商品经济发展赋予人主体意识和妇女接受教育、价值观念发生变化的产物，这种趋势的出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外，她认为，市场经济并不是自由公平的，而是建立在社会性别分工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政府应当采取适当的行政手段进行干

6、预，是强固社会公允，克服社会不平等，补偿因市场而造成的失衡，是保证女性在就业市场中的“机会公平”[3]。　　孙立平在解决中国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中，提出减少妇女就业的数量的建议，他认为，我国正处于一种后工业化阶段，一方面，家务劳动没有实现社会化，另一方面，又要求男人全心全意的在外面工作，妇女的普遍就业实质上是打乱了社会中的角色分工，结果是造成社会功能的紊乱以及其他种种问题[4]。这种观点同样体现了当代中国男性知识分子重建社会性别等级秩序的要求。　　西方的女权主义者通常对中国的两性平等持一种怀疑的态度。由于20实际80年代中国的发展模式基本是政治性的，

7、妇女解放运动的过程其实是不加批判的将男性标准普遍化为妇女解放的手段与目标。DeliaDevin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妇女解放的两面性，认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平等浪潮中，往往简单的否定两性之间的差异，拒绝承认存在所谓的“女性特征”，而在另一些时候，又接受男女存在的差异，并试图使这些特征得到更高的评价[5]。　　通过对有关中国妇女解放进程的文献综述，我们不难看出，由于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政府强制力推动的一种男性中心和国家主义的，所以男女只实现了形式上的比较平等，并没有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平等，女性不是解放的主体，而是工具性的客体，妇女解放总是被置于国家富强

8、和名族昌盛的大背景之下，是“被解放”而不是主动“解放自己”。而学者讨论的问题多集中在妇女解放在经济层面的作用，国家强制力推动下的妇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