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路人”问题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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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路人”问题在中国——以三十年代“现代派”作家为中心的考察王宇平【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专题号】J3【复印期号】2012年01期【原文出处】《文艺理论研究》(沪)2011年5期第61～66页【英文标题】AnIssueofthe"FellowTraveler"inChina:FocusingonModernistWritersinthe1930s【作者简介】王宇平，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200433    王宇平，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文学博士。【内容提要】“同路人”是苏联二十年代文学中的突出现象，在中国，鲁迅和冯雪峰是重要的理论引介者和批评实践者。尽管中苏两国在所处的革

2、命阶段上存在差异，但“同路人”理论传播和投射到中国，又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革命进程中“向前”和“反顾”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现实。后来被称为“现代派”的施蛰存、戴望舒及杜衡等人冀图以此来确认自己的文艺创作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的发生，使得他们与“同路人”这一概念背后的政党性与组织性正面遭遇。最终左翼阵营做出了团结“同路人”的决策，他们对文艺战线上“同路人”的关系处理不像苏联那样以体制的形式展开，而是以不断反思、总结经验的方式来进行。【关键词】同路人/冯雪峰/鲁迅/“现代派”/第三种人EE22UU1926029    “同路人”是苏联二十年代文学中的突出现象，

3、涉及与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相关的许多根本性问题的争论和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该词源自苏联托洛茨基的文艺理论观，他在其著作《文学与革命》中就“革命文学的同路人”阐述道：“他们没有任何革命前不光彩的过去……他们的文学形象和整个精神面貌都是在革命中形成的，由他们所倾心的那个革命的角度所确定的；他们都接受革命，每个人各以自己的方式来接受。但是，在这些个人接受中，有一个他们所有人都具有的共同特点，这一特点将他们与共产主义严格区分开来，并使他们随时有与共产主义相对立的危险。他们没有从总体上把握革命，对革命的共产主义目标也感到陌生。他们程度不同地倾向于越过工人的脑袋满怀希望地望着农夫。他们不是无产阶级革

4、命的艺术家，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艺术同路人①。1923年至1925年，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内部发生了如何认识文学的社会使命和如何对待文学遗产问题的大讨论，“同路人”问题成为这场论争的起因和焦点之一，论争以1925年7月1日俄共发布了《关于党在文学方面政策的决议》告结。论争由三方观点组成，分别是托洛茨基和沃朗斯基一派、与之对立的罗尔夫和瓦尔金为代表的岗位派以及不偏袒上述任何一方的布哈林和卢那察尔斯基。托洛茨基的“同路人”观点，是从他的“无产阶级文化否定论”出发的，他认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无产阶级实际上不可能有自己的文学，这个历史时期惟一存在的只有“同路人”文学。托洛茨基对“同路

5、人”文学的作用有夸大乃至无原则的偏袒之嫌，但他肯定“同路人”文学的重要性、敏锐地指出“同路人”与革命之间的关联，又不无正面积极意义。“岗位派”则是对于“同路人”的极“左”认识的代表，将他们看作“颓废、退化和反革命文学的最后的残余”，是“注定死亡的阶级的最后的歌手”②。布哈林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观点站在后来为党的政策所验证的立场，被认为是关于“同路人”的正确意见。卢那察尔斯基强调：不能以纯政治观点来对待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认为艺术有自身的规律；没有价值的作品，即使政治上完全合格，也是“没有意味的”；要警惕“左倾病”，革命需要一切愿意和它一起走的包括“同路人”在内的作家和艺术家，排斥“同路人”

6、是决不行的。在《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中还提到“同路人”的分化问题，要采取适当的态度“使他们尽可能快地转到共产主义思想方面来”③。    一    在中国，冯雪峰是引介该理论的重要人物之一。通过对日文著作的阅读，他接触到这一概念与理论。俄语原文的“Попутники”在当时的日语文献中有各种各样的译法：“同伴者”、“追伴者”、“追随者”或音译为“波普多契基”。1927年3月由北新书局出版的昇曙梦著的《新俄的无产阶级文学》中，译者冯雪峰将其写作“革命追随派”、“追随主义”以及“追随派”；1928年起，他以“画室”的笔名将日本藏原惟人和外村史郎合译的《俄国K·P·的文艺政策》转译

7、为中文（该书译成后改名为《新俄的文艺政策》，1929年7月由光华书局出版），该书同样涉及“同路人”问题。另一个对于“同路人”文学在中国的引介起重要作用的人是鲁迅，1928年6月，《奔流》月刊连载鲁迅译自日文的《苏俄文艺政策》；从1928年9月起，鲁迅陆续翻译和发表了包括左琴科、雅柯夫列夫、伦支、理定、费定、皮利尼亚克、札米亚丁等“同路人”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并对“同路人”文学进行了深入评析。1930年6月，《奔流》上的译文结集为《文艺政策》，由水沫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