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就是“全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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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是一种“全人教育”已在大学校园里推行诗教将近十年了。1990年代，他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读书时就以诗名，并在清华创办了静安诗词社。2005年，他考取了中山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博士生，成为岭南著名学者、诗人陈永正教授的关门弟子。在中大，他创办岭南诗词研习社，以博士生身份登上大学讲坛，讲授古典诗词创作方法。毕业后，他执教深圳大学，继续诗教事业，通过讲授诗词创作、评析古诗文以感发青年学子，使之亲近中国传统文化。这位诗人、学者走进大众视野，可能还是因为他的狂狷。在于丹、文怀沙、南怀瑾等人声名大盛之时，徐晋如对他们的学问进行了猛烈批评，言辞之峻厉，与他诗文的雅驯迥异。在峻厉的另一面，是他对传统文化的温情。谈话中涉及钱基博、陈寅恪、钱穆、钱钟书等前贤时，他毫不吝惜赞美之辞。2015年，他所著的《大学诗词写作教程》一书出了第四版。叶嘉莹先生评价此书说，“作者诗作才华横溢，论诗论词，也十分恰当、得体，是切中肯綮之言。”徐晋如很珍视这本书。当时他一边在中大授课，一边撰写此书，其间遭遇感情困扰，陷入了对人生的绝望之中。不过，当他看到诗词对青年学生心性的巨大影响时，生命的暖意开始向他回流。最近，他与陈永正教授历时3年共同主编的《百年文言》也已出版，龚鹏程、陈子善、胡晓明、钱文忠等知名学者对此书称誉颇多。这是目前国内第一本关于近百年文言文的选本。徐晋如希望，通过存录近百年的风雅，为新文化运动以来遭到摧残的文言文做一点扶危持颠的工作。这位在大学时期就身穿长衫行走在未名湖畔的学人，对传统文化有着与众不同的思考：一是在“文化断层”声浪高涨的今天，他并不认为传统文脉已经灭绝，而是至今仍有生机；二是他没有好古之士身上常见的厚古薄今思想，认为今人一样能创作出可以抗衡古人的诗词文章。学诗是国学之始人物周刊：近年来，“国学”又成了热词。辽宁省2013年文科状元放弃奖学金，从香港大学退学复读，去年考上北大中文系。根据公开的报道，她希望 在北大追求更纯粹的国学。对于她的这个选择，你怎么看？在你眼中，什么才是真正的国学？徐晋如：2013年秋天，我因故没有出席北大深圳校友会的诗歌朗诵会，当时这位小姑娘也过来深圳参加，她谈到想从港大退学投考北大，很多校友都支持。如果我在场，一定劝她改变主意。她想去北大学古代汉语专业，实际上古代汉语是一门非常现代的学科，和传统国学三鼎足之一的辞章之学是两码事。曾有一位北大古代汉语专业毕业的博士，到了南方一所大学教书，她在课堂上说，前些时家里有一位长辈去世，家人想让她写一篇文言祭文，她发现自己根本写不了，感到无比羞惭。现代教育让传统跟我们完全脱节了。我们现在带“中”字头的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都是胡适以来的现代学术，和传统的国学是两码事。义理、考据、辞章，这三样才是真国学。现代学术片面地强调考据，但考据是要给义理和辞章服务的，考据而不能通向义理、不能通向辞章，就会成为现代科学的附庸。如果小姑娘转系到香港大学中文系，反而更能接续传统国学的学脉。因为香港的大学，还有台湾的大学，都比北大中文系传统很多。北大中文系也好，内地其他高校中文系也好，主干课程是中国文学史，按时间段分成4个部分，4个学期讲完。人家香港的大学也有4个主干课程：诗选与诗的写作、词选与词的写作、曲选与曲的写作、文选与文的写作，每种“选”讲一个学期，“写作”又讲一个学期，8个学期讲完，这才是传统的学问，它是国学三鼎足之一的辞章。人物周刊：国学门类众多，为什么你认为学国学要从诗开始？徐晋如：国学就是义理、考据、辞章三足鼎立，其中辞章之学通贯性最强。不通辞章，义理也通不了。比如《论语》，前人很多解释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一些注疏家不通辞章之学。他们不知道孔子说一些话的时候，用的是修辞，不知道孔子有些话是在“兴”。比如孔子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关系的。前人作出种种解释，以为这两句之间有一个侧重点，说孔子讲了两个事情。实际上孔子就讲了一个事情，“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这是一个起兴，目的是为了引出下一句。很多人缺乏“兴”的感觉，所 以他的解释是成问题的。现代学者注释古典文本，可以很好地运用电子资源查到典故的意思，但你让他完整地解释一首诗，他解释不出来，根本原因就是不通辞章之学。转播到腾讯微博徐晋如部分著作：《大学诗词写作教程》《百年文言》《忏慧堂集》传统学问的根本目的，是要求“仁”。心之全德谓之仁。凡是人心有一点不完全，就不能称之为仁。用现代的教育理念来说，求仁的教育就是“全人”教育，所以国学实际上是一种“全人教育”。全人教育必须从性情开始，不能从智力开始，因为性情是体，智力是用。性情如何去教育？古人认为是要“兴”，通过诗让他的性情发抒出来，这叫“兴于诗”。比如有的人天生性情比较淡，诗可以让他的性情变得浓烈一些；有的人天生的性情过于浓烈，诗就让他变得中正平和一点。所以兴于诗是为了让人养成温柔敦厚的性情。有了这种美好的性情，他各方面的能力才能够发展起来。如果没有性情作为根基，就是无土之木。人物周刊：现在的人学传统文化特别是学儒学，如果没有从诗开始，你觉得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徐晋如：从诗入手，比较容易掌握古汉语的训诂，比较容易掌握阅读文言所必备的常用典故。有一位由经济学半路出家摇身一变而为“儒家代表人物”的学者，经常在大众媒体上放言高论，他的观点正确与否先不论，但他的硬伤实在很多，那都是因为他的文言功底非常浅薄，没有经过诗的训练。经过诗的训练的人，文言都是过关的。反之，如果文言不过关，古典你连读都不能完全读懂，何谈义理的生发呢？那只能曲学阿世，专拣大众喜欢的话说了。人物周刊：学问有很多种，为什么你选择诗教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徐晋如：我的读者中大多数是认同我的才学，少数则是欣赏我的思想，但这些其实我都根本不看重。我看重的是自己的性情。我最骄傲的，是我的思考、我的学问、我的创作都是植基于忠厚的性情。温柔敦厚的品性，是一个人学问的根基。如果没有这样的品性，一个人学问即使做得再精，境界也不可能高。就像香港某学者，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国学大师的，我们只要看一看他对蒋鹿潭（注：蒋春霖，字鹿潭，晚清著名词人，一生潦倒，作品有“词史”之称）的评论，那种冷漠、那种刻毒，我们就知道，他哪怕再著述等身，学问都是有问题的。而且我们会发现，历史上凡是够格成为大师的人，我们从他的诗里都能看出他的性情，他的诗一定真正能让人感动。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真正让人感动的精神，他不可能做好学问。因为学问要做得好，需要生命精神的投入，诗写得好也需要生命精神的投入。你看近代以来很多大学者，比如黄侃，他的诗词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像陈寅恪先生，他的诗更典型了。钱钟书先生，因为《围城》的缘故，我一开始对他并不喜欢，后来读了他的《谈艺录》、《管锥编》，的确感觉那是忧患之作。我写博士论文时重读了他的《槐聚诗存》，那时真正读进去了。我发现，在很多人眼中，钱钟书先生很刻薄、很不能容人，实际上这些都是表象，其实钱先生内心特别忠厚。比如他对待冒效鲁。冒效鲁当时因为跟汪伪政权有了关系，钱先生就写诗说我要跟你割席绝交，但又舍不得，“挥刀割席更沉吟”。后来冒效鲁因为汉奸罪被抓起来坐牢，钱先生这个时候就义无反顾地去帮助他，并且跟他解释说，我跟你上一次绝交是因为我们有公义上的区别，但从私谊上来说，我们是永远的 好朋友。后来冒效鲁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安徽大学去，钱先生就给他送行，又写了一首诗表明心迹，说这一次无论是公义上还是私谊上，我都是站在你这一边。要知道，在那样一个风声鹤唳的时代，钱先生说这种话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由此可见，凡是能够成为大师的人物，他一定首先是因为有很好的性情，这种性情只能是诗教带给他的。现在学术界形成了一套新八股人物周刊：在各种场合与平台上，你都推举传统学问，传统学问与目前高校通行的现代学术有什么不同？徐晋如：现代学术体制讲的学问，只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而传统学问的惟一目的就是要养成君子人格。什么样的学问是假学问呢？荀子就讲得很清楚，那种“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的学问就是假学问。现在我们能够发表在所谓的学术界顶级期刊的论文，绝大部分都与养成君子人格毫无关系。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大学老师的工作只是把客观知识传递下去，而自己整天忙的都是去写这些论文，而学生所需要的人格养成的教育却严重欠缺了。人物周刊：现在的学术环境会有多大的空间给你以及你的同道？徐晋如：空间会越来越小。从美国兴起的量化考核机制，注重核心期刊和项目的机制，实际上是全世界的学术癌症。包括欧洲也被美国所害，大学越来越不像做学问的地方。根本原因是美国在传统上是一个没文化的国家，它是以功利主义立国的。但这东西见效快啊，便于管理啊。现在很多地方在讲高校要去行政化，其实高校行政化根本不在于高校有学官、有党委，而是体现在以国家基金论英雄以及以科研数据排名次。现在很多高校推出“6年聘期，非升即走”的制度，一个新老师进来，如果6年内达不到学校要求的量化考核指标，就得走人。这导致了传统学者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我在博士毕业后，想去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黄克剑教授做博士后。黄先生告诉我一件事，因为人大规定，没有国家课题不能做博导，他就去找人大有关方面，说你现在就可以把我的博导资格去掉，他认为申报课题是严重反学术的，我就是不去申报。因为他的学术影响力很大，校方也就让步了，当然 也有很多教授反对，后来这项规定就取消了。但越来越多的学校把这种东西作为考核、晋升的惟一标准。实际上，拿到课题与否与你的学问毫无关系，就是看你的表格填得好不好。表格本质上是策划书，这意味着学者还要做一个成功的公关人士。我不是这种人，我只能保证我写的每一部书都是传世之作。人物周刊：所以你对这个大环境的前景感到忧虑？徐晋如：是的。尤其是我们的大学教育，它不是以教育人为本位，而是变成了一个学术GDP的工厂。人物周刊：钱穆先生认为，“未有深于学而不长于文者。”这句话在今天似乎未必适用，在今天，有学问的人肯定不少，但很多学术著作却难以让人有读下去的欲望。对于这种情况，你怎么看？徐晋如：现在学术界形成了一套新的八股。学术八股一旦形成，那些有思想有创见有文采的文章，就都成了异类。有一些很优秀的学者，也不得不把自己的文采掩藏起来，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我最近做了一个尝试，有一所大学的学报跟我约稿，谈当代学人诗，我就用骈体文写了一篇，他们还是准备要发。我相信这篇文章发表以后还是会引起一些反响的，因为现在的学术论文能写得有文采的非常少见。转播到腾讯微博 2007年4月15日，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徐晋如出席“十博士批于丹”新闻发布会古典诗词和文言文没有死人物周刊：在你的理解中，文言跟白话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徐晋如：我引用一下我的老师龚鹏程先生的观点。有一次他问我，你整理过你的讲课录音没有？我说整理过啊。他说，你一旦整理了讲课录音就会明白，白话根本就是一个伪概念。因为按照胡适他们对白话文的定义，白话指的是话怎么说，文章就怎么写。然而世界上没有一种文章是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的，它一定是要经过修饰的，所以所谓的白话只不过是比较浅近的文言而已，它也是书面语，不可能是口语。如果我们承认文言是一种典范的、被历史所选择了的民族共同语，是一种雅的文学，白话也并不是当时林纾所讽刺的所谓“引车卖浆者流”所操的语言，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比较浅近的文言文。但这种浅近的文言文，相对于那种被历史所选择了的雅的文言，其根本分别在于，历史所选择的那种文言具有高度凝固性，不太容易变化，而白话文比较容易因为时代的变迁、语汇的增多或减少或消失，而只能在一个时代被人接受。所以我们看新文化运动时候的白话，跟现在的白话已经差别非常大了，但晚清民国的那些文言，和先秦时期的文言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人物周刊：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很多人会有一种贵远贱近心理，他们可能觉得唐宋的文言非常好，比如说今人能够熟读或者背诵唐宋名篇，但谈起近百年的文言文，不少人可能就一脸茫然了。为何会选择做这样一部近百年文言文的选本，你的初衷是什么？徐晋如：第一，我们从来不认为文化传统已经死亡，这是我们和现在绝大多数古典文学学者的根本分野。我们认为，无论是古典的诗词还是文言文，它们其实都没有死，只不过由主流变成了边缘而已。编撰《百年文言》，我们首先要证明的一点就是，这一百年以来，尽管历史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中国被迫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但中国的文化传统没有灭绝，而是成了一条洑流，在潜滋暗长。 第二，近百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变自秦汉以来未有，历史文化背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相应地在文学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如何通过传统的文学，去反映现代的现实？这个问题，你光是读古人是不可能获得答案的。近百年的文言创作实绩其实给出了答案。《百年文言》选的很多作品，本身是非常纯粹典雅的桐城派古文，可是它表现的思想却是现代的、镕铸中西的。第三，今天还有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很想学到真正的文言写作。今人要想去接续文言的传统，光是读唐宋是不够的，必须要接续这一百年的传统。学近百年的文言，更容易写好文言文，这跟学诗词是一样的。从我太老师朱庸斋先生开始，教青年学作诗词，都是从近代诗词学起，学近代，一学就像，一出手就高。文言文的学习同样如此。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近百年的文言，比很多白话的文本更能反映创作者的心情。比如说民国初年很多清朝的遗民，他们就只选择用文言文写作，你要想理解他们，不读他们的文言作品是根本不可能的。又比如说在“文革”中，有很多人写白话的文字都是表达了假的东西，反而用文言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如果不去读这些文言的诗文，你也不能够真正地理解那些人在那个历史变动时期的复杂心境。我们编撰《百年文言》，不是为了普及文言，文言文在过去、现在、将来，都是高雅文化，只属于小众，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当代的青年人，以及后世想学文言的人，有一个比较切用的范本。人物周刊：“文革”中的文言文创作情况是怎样的？ 徐晋如：“文革”中文言创作成就最高的，是早就离开大陆去了港台的学者，他们的文言作品有真正的学脉传承，如陈本、成惕轩、苏文擢、曾克专先生，等等。留在大陆的文人，以新文化派居多，他们大多写不了文言，只有少数传统学人，坚持文言写作，抒写心境。像中山大学的陈寂先生，在“文革”中迭遭屈辱，写下一篇非常短的骈体文，沚斋先生（注：即《百年文言》第一主编陈永正教授）在整理陈寂先生的诗文集时，从破纸丛中发现了这么一张小纸片，还没有读完，眼泪就下来了，那是真正感人的大作品。又如吴玉如先生在最艰难的时候给老同学周恩来写信，字字血泪，方孝岳、戴文葆、朱庸斋先生的文字，都是气节凛然的至文，让我们感受到在那样一个疯狂的时代，还有天地正气的存留。如果我们只去看“文革”时的白话小说、白话诗，你会发现是一片荒芜。当你看到这些文言的作品之后你才会发现：哦，原来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还有人依然坚守着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精神。这一点都是我们今天很多研究者所忽略的。在“文革”开始前几年，有一位徐移山先生，写了一篇游戏笔墨的《戏拟魏王曹操致谢郭院长沫若启》，是用骈体文写成的浅近文言，写得辛辣非常，据说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能全文背诵。说明即使在政治非常高压的情况之下，文言的创作者还是葆有其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之志节。一个社会的堕落首先从语言开始人物周刊：你如何评价今天的文言创作？徐晋如：你刚才讲到中国人往往厚古薄今，现在有一个更悲哀的情形，就是大众对于浅薄的弱者往往同情、崇尚，而对于高明的强者，却表示出不屑一顾甚至于强烈的仇恨。比方说，这几年的高考作文总有考生写文言文，其实那些文言在我看来都是根本不及格的，但大众都愿意去吹捧。可是当你跟他们讲要读一点真正好的文言文，读一点当代大家的文言文的时候，他们没一个人会去读，反而表现出蔑视和仇恨。这就是民粹思想的一型。他们能够接受的是那种非常浅薄的东西。文言写得好不好，要看你是否以文言文的思维去写作。像2001年的高考满分作文《赤兔之死》，那并不是真正的文言文，因为它是用白话文的思维写成的。陈子善先生在微博推荐了《百年文言》这本书，马上底下有人问，为什么不选传播量最大的《李毅大帝本纪》。他不懂得，我们选择的标准不是看传播量，我们要选的是真正的文言，是用文言的思维写出来的雅言，而不是用白话思维写出来的伪古文。去年又有一篇江苏学生的高考“文言”作文《绿色生活》，用了很多冷僻字，被阅卷老师判为满分，今年又被人拿出来炒。很多人问我怎么看。我的看法是这篇文章求雅反俗，用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字，显得很高深，实际上他不明白古人写文言也是为了交流，没有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会写这样的文章，这叫“索隐行怪”，古人认为是违背德行的行为。如果我是高考语文阅卷老师的话，直接给零分。人物周刊：这个情况似乎是五四时期没有的。 徐晋如：对，现在实际上比五四时期还要差嘛。五四时期，尽管胡适、鲁迅这些人激烈反对文言文，崇尚白话文，但鲁迅自己的文言是写得非常古雅的。胡适的文言差很多，但也还过得去，至少还能写。今天的这些学者们，连写都不能写了。我曾经去参加过凤凰卫视的一个节目，讨论中小学古诗文的存废问题。我的看法是，白话文根本没必要学，因为学生现在可以上网，可以看电视，都能学到白话文，你进学校就应该去学文言文嘛。无数人反对这个观点，原因是他们根本不懂文言，因为无知，所以恐惧。人物周刊：我们今天写文言作品，亲近风雅固然是一个初衷。但对这个时代的一些有志之士来说，入门后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发现自己处在前人的笼罩之下。在文言文方面，今人还能不能写出可以抗衡古人的作品？徐晋如：近百年来，像苏文擢先生论学的那些文章，我认为就完全可以抗衡宋代的道学文章。像瞿蜕园先生、成惕轩先生还有陈本先生的骈体文，也完全可以方驾前修。“文革”结束后，有一篇堪称绝唱的辞赋《悼严生赋》，是湘潭大学的老教授易祖洛先生写的，如果放在一个更长远的时间来看的话，它绝对可以跟《哀江南赋》相提并论。当然《百年文言》限于体例，没有选辞赋，这篇绝唱我们只好割爱了。但是，我并不认同一定要与古人比高下的想法。永远该记住孔子的那句谆谆教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只要保证我们的文章是载道的，我们的诗是言志的、是缘情的，我们的创作都是为己的，就完全没有必要去考虑会不会进入文学史、能不能跟古人抗衡的问题，一考虑这些问题，就是为人之学了。人物周刊：我们当下的语言，是一种非常糟糕的语言，粗鄙、充满戾气，其中夹杂很多军事化政治化术语、网络用语。这种局面还有没有好转的可能性呢？ 徐晋如：陈沚斋先生在《百年文言》前言里提到，文言和白话同气连枝、一母双生，合则两益，分则两伤。白话文没有了文言的滋养，就变得粗鄙、堕落。文言写不好，白话也不可能好。之所以现在的语言粗鄙、堕落，根本原因是鄙弃了文言。文言文的背后，是君子的人格世界，文言又称雅言，代表了人们对高雅的向往与崇敬。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报纸基本上都是文言的，那时候报纸的阅读者，是都市里的商人、小文人，离真正的知识阶层很远，但他们愿意去亲近文言，感受文言的魅力。另外那时有一种书出得非常多，就是写信大全或者说是尺牍指南，教你怎样去写出合格的文言书信。这说明当时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商人、小文人、小职员，都向往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沚斋先生感慨说，那时候的贩夫走卒之辈，也许说的话都比现在的大学教授还要文雅。人物周刊：学界里常见的一个事情是，问你做什么研究的，就说“搞”什么。徐晋如：当年夏承焘先生到中山大学看望陈寅恪先生，问陈先生最近搞什么。陈寅恪先生回答了石破天惊的一句话：“搞女人！”他那时在研究陈端生、柳如是。我听周晓川师（注：周笃文，字晓川，1934年生，学者、诗人，原中国新闻学院教授）讲了这件事，当时只是觉得好玩，跟中大的一位同学说了，这位同学很敏锐，他分析说大概是陈先生受不了“搞”字的粗鄙，所以就用反讽的方式回击了一下。《百年文言》里选了黄节先生的《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叙》，这篇文章说，“夫雅废国微，谓无人服雅而国将绝尔。国积人而成者，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既废，国焉得而不绝？”雅意味着对道德礼法的信守，对高贵尊严的追求，失去了雅，也就失去了内在的良知律令，一个社会的堕落首先就是从语言开始的。返回腾讯网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