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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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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学就是孔子儒学传统论文20世纪20年代,围绕整理国故、国学书目和读线装书的问题,知识界发生了几次关于国学的论争。回顾这段历史,有助于今天的国学讨论。国故之争20世纪20年代的国学论争,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传统与反传统的对立。1919年,刘师培、黄侃、梁淑溟成立“国故月刊社”,创办《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毕业,批评文化思想界对孔子传统的激进态度。自是,在对待国学问题上,学术界大致形成了拥孔派和反孔派的对立,其中以毛子水和张煊的对立为代表。1919年,毛子水在《新潮》发表了《国故和科学精神》一文,认为国故不一
2、定是“三纲五常”,也不一定是“四书五经”,“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在“古代”与“现代”二元对立预设下,毛子水认为国故就是过去的历史材料,它好比是一具得了奇病而死的“尸体”,在今日世界学术上占不了什么重要位置。虽说国故对现代没有影响,但对其研究是必要的,..毕业因为它可以理清一段中国的学术史和中国民族的历史,也可以揭发“国丑”。毛子水的这些观点,立即遭到张煊的反击。张煊在《国故》上发表了《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他以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强调古代与现代、旧学术与新学术之间的连续性,反对古代与现代的对立
3、二分。张煊认为,国故就是孔子传统,它还“支配我国多数人之心理,于四万万人之心中,依然生存”。只要国人不弃之不顾,肯继承创新,国故就可适应时势的需要。国故派的薛祥绥则径直认为,国学研究就是为了发扬孔子道德,以挽救沦丧的世道人心,这颇能道出国故派把孔子传统当作国学的想法。有意思的是,傅斯年、胡适也加入了论争。傅斯年认为,研究国故有“整理国故”和“追慕国故”两种手段。他本人最佩服整理国故的方法,而反对拥孔派追慕国故,因为它“忘了理性,忘了自己,真所谓其愚不可及了”。胡适则批评张煊说,所谓国故能“应时势之需”,便是传统儒家“通经而政治
4、平”的梦想。1919年11月,胡适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系统地表达了五四反传统派对待国故的“纲领性”态度,他提出新思潮的四大原则,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其中“研究问题”就是要回答:何以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便不能不反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国粹?“输入学理”就是要输入“实用主义”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就是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从乱七八糟、无头无脑的“旧国学”里寻出一个前因后果的条理脉络来,从胡说谬解、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真价值来,以便再造中国的现代文明。国学书目之争1919年后,胡适打起
5、了“整理国故”的旗号,开始写文章、作演讲,积极宣传研究国学。1923年,应清华留美学生的请求,胡适发表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引起了知识界关于“国学书目”的争论。在《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里,胡适开列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周礼》《孔子集语》《春秋繁露》《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史记探原》《考信录》《新学伪经考》等180余种书目;而且他还说所拟书目“并不为国学很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实际上,胡适的书目主要涉及哲学史和文学史领域,况且数目多,短时间绝不能读完,显然不是
6、“最低限度”的书目。胡适的国学书目,引起梁启超的反弹。他批评胡适的书目“文不对题”,认为这些书目不过是胡适按自己治哲学史和文学史的参考资料写成,许多书是“做白话文学史”的人才需要读。他还指责胡适不要“因为自己爱做文学史便强一般青年跟着你走”。梁启超还批评胡适不列基本的历史书籍,并发问道:“试问连《史记》没有读过的人,读崔适的《史记探原》懂他说得什么?连《尚书》《史记》《礼记》《国语》没有读过的人,读崔述《考信录》懂他说的什么。连《史记·儒林传》《汉书·艺文志》没有读过的人,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懂他说什么”?为反对胡适,梁启
7、超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文中,也规定“最低限度必读书目”,开列《四书》《易经》《书经》《礼记》等25种。他认为,如果这些书不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胡适和梁启超开列的“国学书目”,表面上,只是数量的差别,实际上关系着研究国学的方法及目标的差异。在胡适看来,国学只是一堆零碎的、没有系统的、没法阅读的“死”材料,必须用科学的精神,把它整理成“人人能读”、“人人能用”的古书。因此,国学研究要“用新的眼光,新的方法,去整理老东西,把历来圣人和经典的偶像打破,拿他当作平常人和平常著作一样看”。胡适看重哲学和白话文学这两个领
8、域,就是通过整理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为反孔、输入新思想及“文学改良”来提供接引和服务,其终极目的就是要除掉依靠偶像的旧势力这一“恶鬼”。可见,胡适整理国学的目的,是为了破坏孔子这个“偶像”和打孔子这个“恶鬼”。相反,梁启超没有把国学看作过去死的材料。1923年,也就在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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