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中国文化的另一个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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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湖”：中国文化的另一个视窗——兼论“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内涵李恭忠（南京大学历史系，南京210093）原载《学术月刊》2011年第11期。摘要：“江湖”是熟人社会以外混沌、非透明、乏规则的互动空间。在这种互动空间里形成了历时性的江湖传统，它在组织模式上体现为模拟血缘关系的异姓结拜和结盟拜会，在价值模式上体现为等差有序、内外有别的“义气”。江湖传统表面上看主要存在于下层群体当中，实际上深嵌于常态文化体系之内。“江湖”作为一个独特的视窗，在中西学者熟悉的“儒教中国”、“帝制中国”、“乡土中国”等局部意象之外，提供了一个关于传统

2、中国的整合性框架，即“江湖中国”。由此，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立体特征能够得到完整呈现。基层的乡土社区层面，呈现为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特征，顶端的“庙堂”层面同样如此。而介于乡土社区与“庙堂”之间的混沌“江湖”，仍旧要援引熟人世界的结构模型，同样讲究差序之别。这种一般社会层面的事实证据，表明“差序格局”概念确实具有立体社会结构内涵。关键词：“江湖”，义气，熟人社会，差序格局“江湖”是熟人社会以外混沌、非透明、乏规则的互动空间。这种社会互动空间有哪些特征？它具有什么样的文化形态及内涵？“江湖”传统与主流社会文化体系之间是什么关系

3、？“江湖”这一视角，对于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结构的深层特征有何助益？这些正是本文希望讨论的问题。一、“江湖”释义历史文化情境中的“江湖”，至少有三重不同的含义。首先，“江湖”是对有形地理空间的客观描述，即相对于陆地而言的江河、湖泊。《史记·三王世家》记载，汉武帝封刘胥为广陵王，广陵在吴越之间，大致相当于近世以来的“江南”，该区域内“三江、五湖有鱼盐之利，铜山之富，天下所仰”。汉武帝担心广陵王凭借这种经济优势招揽人心，形成与中央对抗态势，所以告诫他“臣不作威，不作福”，也就是“勿使行财币，厚赏赐，以立声誉，为四方所归也”。江南

4、水乡的地理、生态和经济环境，导致该地民风不同于关中地区，与后者相比显得“精而轻”，所以汉武帝又告诫他：“江湖之间，其①人轻心，扬州葆疆，三代之时，迫要使从中国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很明显，司马迁这里所说的“江湖”，乃是指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区域。其次，“江湖”是对于主动或者被迫远离权力中心的边缘状态的自况，既包含着对自由的某种浪漫向往，也包含着权力竞逐未遂的失意和无奈，这在文人、士大夫群体当中形成了一种复调的（或者说具有内在分裂性的）精神传统，或许可以称之为“心中的江湖”。权力中心是一种清晰的存在，以都城、①《史记

5、》，卷60，《三王世家第三十》。1朝廷为具象的载体，可以概括地称之为“庙堂”。与此相对而言的“江湖”，则是一种不甚清晰的存在，主要体现为地理空间和权力等级双重意义上的边缘感，即远离国都、职位低微，甚至地处边陲蛮荒，政教未开。主动隐遁江湖，是为追寻自由；被动沦落江湖，则是一种无奈。《南史·隐逸列传》评论陶渊明等隐士说：“若夫陶潜之徒，或仕不求闻，退不讥俗；或全身幽履，服道儒门；或遁迹①江湖之上，或藏名岩石之下，斯并向时隐沦之徒欤！”这里的“江湖”、“岩石”，都是与作为权力中心的“庙堂”相对而言的、主动选择的边缘状态，体现了一定的

6、自由。相比于范蠡和陶渊明的主动隐遁江湖，李白的“浪迹”江湖，则是一种被迫远离权力中枢的边缘状态，多少体现了某种无奈。《旧唐书》记载，李白一度有机会接近朝廷高层，却因为“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终日沉②饮。”到了北宋名臣范仲淹那里，同样被迫居于权力边缘，他却始终维持着对权力中心的认同，由此有了如下一段广为流传的千古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值得注意的是，在范仲淹这里，“江湖”与“庙堂”的关系不仅仅是对立，他也试图从二者当中找到某种联系和统一，

7、那就是“天下”。总之，不论是主动隐遁江湖，还是被迫沦落江湖，都是传统文人、士大夫精神体验的一种意象③表达，至今依然是文学研究的对象之一。再次，“江湖”是对疏离于政权体制之外、乃至与主流秩序分庭抗礼的生存环境和行为模式的笼统概括，往往与流动人口、商业贸易和各色行当，特别是与下层流民及其“灰色”活动相连。《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治④产积居……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司马迁这里所说的“江湖”，依然保留了有形地理空间的含义，同时也包含了在政权体制之外通过

8、商业贸易寻求财富和自由的内涵。近世以降，近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和人口流动的频繁，“江湖”所涵括的内容愈加纷繁复杂，并且染上了神秘的、吉凶叵测的色彩。“走江湖”、“人在江湖”、“江湖行当”、“江湖骗子”、“江湖秘笈”等等说法，即部分传达了这种“江湖”的内涵。1884年卓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