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语言 ——前期海德格尔语言观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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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存在与语言　　——前期海德格尔语言观剖析西方哲学在经历了由古代本体论（存在论）向近代认识论（知识论）的第一次转变之后，于现代又经历着由近代认识论向语言论（方法论）的第二次转变。在英美分析哲学的科学主义传统和欧洲大陆语言观的人文主义传统这两条现代语言论的歧路上，海德格尔显然属于后者。他以其现象学的方法和存在主义的立场推动并实现了这一当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集中体现在1927年《存在与时间》这一划时代的论著中。海氏的《存在与时间》将语言与存在问题相联系，为其后期语言观更加成熟而系统的表述奠定了基础。追述这一奠基式基础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海氏的存在论，而且可为进一步研究海氏整个语言观作好准备。

2、一西方的语言学和语言哲学源远流长，成就卓著。从古希腊神话中传递神谕的信史赫尔墨斯到后来解释《圣经》的语文学解释学，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语言的逻辑分析和词义追踪到其后的语言哲学，从希腊亚历山大里亚语法学派（如狄斯柯利的《论句法》）到罗马语法学家（如瓦罗的《拉丁语语法》），形成了一脉相承的三个分支学科。其根源乃在于把人作为理性的动物而崇尚理性和把语法作为逻辑的思维内核而推崇语法这二者的结合中，而这种结合的最完备形态则是逻格斯。中世纪逻辑语法或普遍语法的建立和寻求国际语言的尝试，其后印欧语系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风靡一时，洪堡关于普遍语言学和人的精神关系的学说，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关于语言与言

3、语、历时与共时研究的区分，美国描写语言学和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所引起的“语言学革命”，无一不是把语言研究奠基在理性与语言相结合的逻格斯的传统内核之中。然而，这一切努力和成就在海氏看来均属不着边际。在《存在与时间》中，海氏把西方的语言科学讥为“捉襟见肘”，认为亚里士多德对逻格斯的现象学分析和古代存在论缺乏源始基础。“实在论和唯心论都以同样的彻底性错失了希腊的真理概念。”〔1〕为了把“询问一般语言具有何种存在方式”作为他的语言研究的总目标，海氏明确提出“把语法从逻辑中解放出来”的口号和“放弃语言哲学”的主张，以便把语言问题的讨论纳入他关于存在的整体思路中予以解决。为此，海氏将“陈述”作为解释的

4、衍生样式予以讨论，并在这里正式引入“语言”概念。在为这番讨论提供概念基础的时候，海氏又在行文上首先概述“存在”的优先性并引入“现象”的先行概念，由此直接追溯到古希腊的“逻格斯”，以便更“希腊地去思希腊的思想”。这样，在“逻格斯”诸多含义的分析和串接中，海氏终于找到了更为原始的“言谈”，作为正式阐述其独特语言观的一个开端。“逻格斯（logos）”是古希腊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其中孕育着“理性、判断、概念、定义、根据、关系”甚至“陈述”等多种含义。海氏指出，这些看似“相互抗争”缺乏一个主导的“基本含义”的情况，其实只是一个“假象”。由于缺乏一个真切而统一的认识，后世各派哲学家难免对其作了随心所欲

5、的解释，不断“掩蔽着言谈的本真含义”。在海氏看来，逻格斯的本义正是“言谈”，由于希腊人尚无“语言”这个词，“言谈”便作为人的活动的核心概念而将其余各义统一起来形成一个语义场。“逻格斯”作为“言谈”，本义为“使公开”，即“展示出来让人看”，“言谈之所谈就当取自言谈之所涉”。“言谈（让人看）具有说的性质——发声为词”，而且是“向来有所视的发声”。让人看某种东西便是在一个方面让人“觉知”存在者，故又意味着“理性”。言谈或展示是把某物现成的摆在那里，故又等于说“根据”。所谈及的东西总是处于“关系”中并在“相关性”中明白易见，故逻格斯又有“关系”、“相关”等含义。〔2〕可见，逻格斯的本义是言谈，其他

6、含义只是派生的。只有以言谈为基础才有意义，也才能理解。海氏关于逻格斯的剖析至少有以下几点需引起注意：（1）海氏发现了逻格斯的核心是“言谈”，而言谈作为活动早于“语言”概念。这一由语言向言谈的核心转移对于西方以逻辑语法为内容的传统语言科学是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它确立了海氏以人的言谈活动为核心对逻格斯的独特理解。这一理解对于冲破逻格斯中心论语言观在西方语言科学上的统治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至少打开了一个缺口。（2）在恢复“人是言谈的动物”这一更具本质性和本源性命题的同时，包含了对“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滑落性命题的纠正。这一纠正的本身不仅意味着对索绪尔以来现代语言学以语言为本体而不以言谈（言语）为本体

7、的语言科学重点的纠正，而且包含对洪堡以来语言科学仅仅置于“哲学地平线”上的有限分析的批判，因为在洪堡的语言哲学中，语言现象的存在论基础仍然未能得到揭示。这样，就有可能通过对逻格斯本义的分析和对人的本质的重新界定，为“言谈”作为“生存论存在论”的基础工作作好准备。（3）由于在分析逻格斯时，海氏能够以言谈为中心把语言与理性、语言与真理等关系作为哲学问题予以追根寻源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又断然不同于纯粹语言学的词源学解释和语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