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面对“科学”的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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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医面对“科学”的挤压中医面对“科学”的挤压中医药的出路在于拟定自己的标准，不再盲目跟西医接轨，而是用疗效的事实，让西医主动选择跟中医来接轨当西医的第一把手术刀成功切开中国患者的身体时，一场中西医的疗效竞赛开始了。2006年底《中国青年报》和腾讯网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87.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相信中医”，但仅27.7%的人声称自己“如果生了病，愿意首先看中医”。“生了病，不是先找中医看，这是真的相信吗？”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晓彤大声说道，“我觉得中医的民意正在丧失，失去民意，中医的心跳就要停止了。”他对百年来中医的命运，充满了失落感：“中医在西医所谓‘科学’

2、、‘现代’等概念的挤压下，遭了多大的罪呀。”初入中国之时西方医学初入中国之时，并没有给中医造成“冲击感”、“挤压感”。中医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踏着自主、稳定的步伐，留下“四大经典”、“十万锦方”等医学财富。1796年，英国医生詹纳发明种牛痘术以预防天花，却遭到英国国内的质疑。直到1802年，种牛痘术才在欧洲大陆和美洲试用。1805年，牛痘接种法传入中国，经广州、北京、上海等地先后提倡，渐渐取代了中国自行发明的人痘接种技术。詹纳心生感慨：“中国人似乎比我家乡的英国人更信赖种痘。”“那个时候一些中医的姿态是比较开放、比较包容的，并不觉得西方医术是对自己的挑战。”北京中医药大学

3、图书馆副馆长、医史文献学教授梁永宣向记者说。据她介绍，早期西洋医学主要是通过宗教传播形式传入中国的，传教士们为了传播基督教、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奔波来华。“起初传教士也没有刻意行医，可能只是有心人发现行医有利于传教，才着意加大医学技术的运用。这个道理很简单，我解除了你的痛苦、救了你的命，你当然会感激，此时邀请你入教，你自然容易接受。”《当中医遇上西医》的作者区结成在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广州设立眼科医局的彼得帕克，虽然宣称行医有助于传教，也因行医时间‘过多’，其美国教会团体一度终止赞助，后来派人到广州考核，见他传教确有成绩，才恢复资助。”梁永宣说，就中国的老百姓而言，他

4、们不可能马上接受传教士的理论、教义，反而认为他们不懂中国传统文化的规矩，“但是西医用手术刀等方法，向中国人证明了自己迅速直观的疗效。”在她看来，西药起效快、手术比较直观等原因，使西医首先被普通百姓接受，久而久之，才获得中上阶层的认可。“让中国人接受西医，这个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先是怀疑，慢慢尝试，最后才能信服。”“西方医学的社会服务能力较强也是西医能够动摇中医主流地位的重要原因。”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王振瑞说，西方医学的社会服务能力，突出表现在公共卫生设施的建设和传染病的预防控制能力。比如英国，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经立法改善公共卫生，预防瘟疫。“这些方面形

5、成了对中医的严峻挑战。也就是说，中医在针对各种传染病的特异性群体防疫和保健方面的能力，难以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王振瑞说。百年三次交锋在此种局面下，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更令中医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和日本，都曾遭到西方列强的欺凌，后者在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后，发奋崛起，居然击败中国。在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中国医学被称作“汉方医”，汉方界医师占主流地位。明治维新后，日本“脱亚入欧”，崇尚西方文明，排斥中国医学，“灭汉兴洋”运动启幕，汉方界医师最终被全面取缔。此时在变革思潮涌动的中国国内，中医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被置于西方制度、西方学术等的对立面，遭到知识界的抨击，甚

6、至是政府的排斥。1912年，北洋政府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学校条例中，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导致“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以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率先批评该项政策，开启了中西医第一次论争。全国19个省市的部分中医界人士等，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要求将中医纳入教育计划，遭北洋政府拒绝，中医界的第一次“维权”以失败告终。1929年，官方明确提出废除中医。是年2月，在国民党政府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留日医学生余岩(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并获通过。此即“废止中医案”。早在1917年，余岩即著《灵素商兑》，用西医理论批判《黄

7、帝内经》，搅起了中医存废之争的轩然大波。该书被认为是全面攻击中医的一部代表作。余岩认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且“以激烈的学术批判和政治手法并进”。余岩提案一旦实施，中医消亡不可避免。大批中医药人士纷纷抗议，成立“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成请愿团，推举代表赴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立即取消议案。时任卫生部长的薛笃弼，向请愿代表表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王振瑞说：“中医界虽然在此次斗争后获得一定胜利，但国民党政府对中医的态度并没有根本改变，他们后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