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存藏碑刻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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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陕西存藏碑刻的史料价值刘思怡（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西安710065）【摘要】本文分门别类的研究分析了陕西境内存藏的数量巨大的碑刻资料，指出这些资料对于补史、正史以及研究陕西地方史、家族史、宗教史、农业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关键词】陕西；碑刻；史料价值陕西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大省，历史文化遗存丰厚，碑刻存藏量巨大，其中不乏精品，因此价值不容小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有大量的墓志碑刻类书籍相继出版，这些碑刻成为相关学科进行学术研究的宝贵资料，其珍贵价值已为世人所公认。本文试图对陕藏碑刻的史料价值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和研究，主要涉

2、及碑刻的补史正史作用，以及碑刻在研究陕西地方史、家族史、宗教、农业等方面的的史料价值。不足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指正。一、补史、正史陕西存藏着数量可观的历代碑刻，其中不乏重要历史人物的墓志，信手拈来，便可以找到大量补史、正（证）史的资料，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已经很多了，本文仅取陕西境内存藏的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碑刻资料，以期抛砖引玉，并说明此一命题。以下为详细论述。出土于咸阳的《周独孤浑贞墓志铭》[1]，记述了鲜卑北秀容部落酋长，也就是后来的西魏陇西王尔朱天光部下独孤浑贞的生平事迹，独孤浑贞北周时升至骠骑大将军、大将军，地位显赫，但史书无载

3、，此志则可补其阙。志载其“魏永安二年（529），从故陇西王尔朱天光西征，时为别将”则证明了北魏于建义元年（528），以尔朱天光为统帅，率领贺拔岳与侯莫陈悦入关，镇压关陇各族人民起义[2]，并由此完成了北魏武川军人和晋北部民族的最大一次迁徙的史实。出土于潼关县的《隋杨素墓志铭》，其补史、证史之价值，已有专文发表[3]，此处不再赘述。出土于乾县乾陵附近的《唐永泰公主志石文》[4]，载永泰公主“珠胎毁月，怨十里之无香；琼萼凋春，忿双童之秘药”，即因难产而死。而关于永泰公主的死因，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均载为武则天所杀害，故此引发了学

4、术界很大的争议。若墓志记载准确，那么此志即纠正了史书之误。现藏宝鸡市秦王陵博物馆的《李茂贞墓志》，因墓主李茂贞系割据西岐一带的晚唐藩镇首领，其生平事关晚唐五代的纷繁政局，故其墓志不仅可以正补史书，而且可以充实唐末五代史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5]。存于城固县的《杨从仪墓志》[6]，详细记载了南宋抗金爱国将领杨从仪的生平事迹，杨从仪一生不仅屡建战功，而且在陕南大兴水利，造福一方百姓，爱民如子，深受陕南百姓爱戴。但其事迹，仅散见于《宋史》中，略而不详，此志不仅可以证补史书，而且使杨从仪的历史形象更加丰满真实。出土于宝鸡陇县的明《严仲

5、宇墓志》，则详载了兵部尚书严仲宇的生平事迹，关于此人史书仅有零星记载，此志即可起到补证史书的作用[7]。现存于澄城县的《重修观音老爷堂并绪事碑记》[8]，记载了明末清初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崇祯登基，流寇猖狂，如混天星之久反，纵横扰乱，七省扫地，王之剽掠火劫，又复八年。……逆闯来自癸未，入关席卷三秦。迨继燕失，先帝缢，大官大宰充军助饷。甲申，清军定鼎，满兵直遍天下。顺治时，新服尽入中国。康熙二年，诏改八股为策论。岁次戊申，复更策论为文章。七年七月内，河南商城光、山二县有蛟龙数十余条，斗毕，大雨如注，民间房屋尽冲于河。又京师将正阳、

6、顺城二门河水□□冲倒城墙垛楼数堵，溺死□民无数。”这些记载均可补证史书。总之，陕西出土的历代碑刻资料具有补史正史的重要价值。二、地方史方面陕西各地存藏的碑刻，除了有一定地位的人物的墓志铭以外，往往还有诸如反映当地比较重要的事件的纪事碑、德政碑以及乡规民约、民间信仰等等社会生活方面的碑刻，对于研究各地地方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今以安康地区的碑刻资料为例来做论述。据《安康县志》记载，自秦汉以来，安康地区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直到明清时才逐渐受到重视，所以在整个地区建设方面都比较落后[9]。清朝时期，安康经常遭受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

7、县城屡有兴建，经济上凋敝不堪，清廷要经常蠲免其赋税，并时常救济该地区。而反映在碑刻方面则是该地区现存隋唐至明中叶之间的碑刻寥寥无几。明清时期则有大量的碑刻资料出现[10]。我们从现存的安康地区碑刻中可以找到不少反映当地社会生活之资料，这不仅对补证安康地区方志类古籍大有裨益，也为研究安康地方史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资料。《明弘治十一年及万历十一年蜀河口汉江水文题刻》[11]，在洵阳县蜀河口杨泗庙前北侧石崖上，位于蜀河口与汉江汇合的倒漾水缓地带。该题刻反映出明万历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此地汉江最高洪峰水位比弘治十一年最高水位高出170.9厘

8、米，比1983年8月1日最高水位高出了218.9厘米，是陕西境内历史上汉江第一水位。此题刻补充了地方文献资料之阙，也为安康地区多水患这一历史事实提供了具体的实物证据。地方史很自然地与当地州县长官有关系，这些父母官虽良莠不齐，但其活动轨迹对地方史研究很有价值。清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