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出资制度的法理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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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出资制度的法理透视　　摘要：公司出资的制度安排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紧张博弈，公司法不能简单顺应公司的效率取向，而必须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必要时需要对公司的逐利行为进行理性限制。合理的公司出资制度，必须体现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公司出资；效率；公平；债权人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2.2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1-0136-03　　一、公司法中的效率与公平：经典问题的商业版本　　公平与效率的紧张关系，一直是个热点的理论问题。作为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二者并未同时诞生。公平隶属于正义，后者的历史可以追溯

2、至古希腊。在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理论中，正义被视为人之本性，是人类集体幸福的一个必要条件[1]。古典的自然法理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展，其提出的分配正义与校正正义，一直是西方社会正义的基本概念界分[2]。在二战之后，出于对实证主义的反思，新自然法理论再次盛行，而正义也再次回到西方法律体系的中心舞台，以至于有学者明确指出，法律的根基就是正义[3]242。而效率来自于近代的发展观点对古典的循环观点的反动。在资本主义兴起的背景之下，古典主义所认为的人类社会盛衰交替的思想被现代性所取代，后者认为，人类社会体现出一种线性发展的历史轨迹，发展成为了社

3、会的中心任务[4]22-40。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效率才得以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将效率纳入法律，则是来自经济学对法学的影响。由于美国政治的强势地位，作为美国强势文化代表的经济学正在入侵其他学科，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表现在法学中便是法律经济学，后者吸收了新旧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纳入法学。在法律经济学看来，效率（而非公正）才是法律的指导思想[5-6]。在这种局面下，效率作为法律的核心，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拥护和支持。　　对于商法而言，由于其调整对象的营利性，一直以来商法均被视为效率优先的典型范例[7]6-7。但众多商

4、法教科书又明确指出，公平原则是商法的重要原则[7-8]。这样看来，商法似乎兼顾了公平与效率。然而实际上，二者的妥善融合非常困难。尽管从理论上，有学者指出效率属于社会正义的一项指标[9]，但效率要求降低成本，而公平实际上意味着成本的增加。因为在现代社会，由于逐利成为具有合法性的人性，维护公平的成本往往意味着对效率的偏离乃至冲击。而这一点在公司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公司是近代商业发展的产物。可以说，公司代表着一种最大限度保证效率、实现发展的制度安排。根据蔡立冬先生的考察，公司制度是一种自生自发的扩展秩序，其生成和演进体现为人类对经济生活需要的适应性反

5、应。公司的生长来自于私人的逐利行为[10]。客观地讲，蔡立冬先生的结论有些偏激，且有过分夸大公司与公司法的对立之嫌，但必须承认，公司的本意即在于实现效率至上利润最大化，而公司法在很多地方实际上是对公司自由的理性抑制，这在大陆法系尤其如此。其核心逻辑即为了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将公司的市场逻辑行为限制在国家权力控制的范围内。换句话说，公司的理念与公司法的理念并不一致：在自由主义的观念中，公司的核心目标在于利润最大化[11]55；而公司法的目标在于，对公司的发展予以规范，保证其发展有利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可见，在这个意义上，公司法与公司存在相当程度的紧张关系。

6、公司的自由发展无疑以公司的最大利益为价值取向，而公司法则需选择以社会整体的最大福祉为终极关怀。而这两者的根本矛盾即来源于效率与公平的对立。公司法中的出资制度，就是这一现象的典型范例。　　二、效率：发达国家公司法对出资的逐渐放宽　　从公司角度来看，对出资的规制无疑是对股东自由的限制。对股东而言，无论是出资数额、出资种类还是出资期限等等，实际上均属于对股东的不利条款。非常明显，公司设立的准入门槛越低，实际上越有利于公司设立的便捷与快速。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公司法采用完全自由的出资制度，很可能会迎来一个公司设立的高潮。公司法的出资制度的放宽，无疑彰显了公

7、司法对效率的迎合与顺应。　　下面我们来考察一下发达国家关于公司出资制度的规定。在德国，公司出资包括现金与实物，而德国公司法的实物外延极广，任何可以有效转让给公司的实物，只要具有可以确定的经济价值，均可作为出资。具体包括地产和物权、机器、商品、股东的权利、有价证券、著作权以及工业产权等等。德国法认为，只要上述财产具有资产价值，即可作为公司出资。而对债权而言，股东对于第三人的债权在可以转让的前提下，可以作为出资的标的物；而股东对公司拥有的债权，则须满足“已到期、可以流动的和足值的”三个条件。同时，如果是具有替代自有资本性质的贷款，且受《有限责任公司法》第

8、30、31、32a、32b条约束，则不可以免除股东的出资义务[12]418。上述规定虽然来源于《有限责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