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先秦文学史研究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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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航空学报先秦文学史研究的新贡献——《先秦文学编年史》简评边家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065(2012)02-0126-03第2期边家珍先秦文学史研究的新贡献127目前通行的几种文学史的先秦部分及几种先秦文学断代史，内容安排上大都分为5部分，即原始歌谣与上古神话、《诗经》、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和《楚辞》。相对于秦汉以后的文学史的论述，先秦文学史较为缺乏历史发展进程的展现，较为缺乏对具体的、不同时段文学的历史与学术文化背景的叙述。

2、陆侃如先生曾说：“文学史的目的，在鉴古以知今。要达到这目的，我们不仅要明白文学史上的‘然’，更要知道‘所以然’。如以树木为喻，‘然’好比表面上的青枝绿叶，‘所以然’好比地底下的盘根错节。我们必须掘开泥土，方能洞悉底蕴①。”由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赵逵夫先生主编，赵逵夫、贾海生、韩高年、裴登峰诸先生共同撰稿的《先秦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可以说做到了陆侃如先生所说的“掘开泥土”的工作，全书在编年体的基本架构中，以中国传统的编年体为主要形式，编排、考订了自夏代至秦朝两千年间文学家的生平事迹、著作

3、篇目、著作年代及相关史实等等，建构了富于民族特色的先秦文学编年史体系，对先秦时代包括佚诗和歌、诵、谣、谚、箴、铭、颂、赞以及有文学性的散文作品进行了全面清理，对汉代以来尤其是清代以来的有关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分析、比较，确定或大体上推断先秦文学作品的真伪、时代、作者等问题，使得先秦时期大量繁杂纷乱的文学史料有了一个清楚的线索与条理，为先秦文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及理论研究上的突破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先秦文学编年史》为读者提供了相对全面和立体的先秦文学发展历史，有助于从时间的“纵轴”与空间的“横轴”上了解、把握某个特定

4、时段的文学创作情况及整体风貌。例如，我们欲了解周公摄政时期的诗歌创作，阅览《先秦文学编年史》相关条目后便可对周公摄政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的诗作有了一个“历时性”的总体了解：前1041年周成王二年周公摄政二年周公作《微子之命》，封微子于宋。管叔、蔡叔作乱，周公兴兵东征。周公忧王业之将坏，故陈《七月》以明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既诛管、蔡，作《鸱鸮》以明其志。前1040年周成王三年周公摄政三年周公东征期间得命禾，陈成王之命而作《嘉禾》。周公东征凯还，劳归士而作《东山》之诗。东征士卒喜得生还，有人作《破斧》之诗。前

5、1039年周成王四年周公摄政四年周公东征归来，豳人述其进退为难之事而作《狼跋》。周公作《康诰》、《酒诰》、《梓材》，徙封康叔于卫。周公作《唐诰》，封唐叔于夏虚。蔡叔既没，周公作《蔡仲之命》，复封其子蔡仲以奉其祀。前1037年周成王六年周公摄政六年周公制礼作乐，作《周礼》、《誓命》、《大武》。周公尊后稷以配天而作《生民》。前1036年周成王七年周公摄政七年三月十四日，周公在洛邑南郊祭天，歌奏《昊天有成命》之诗；以后稷配天，歌奏《思文》；以先王配享，歌奏《天作》。周公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上帝，歌奏《我将》之诗。周公在文

6、王庙中祭文王，歌奏《清庙》、《维天之命》和《维清》之诗；在武王庙中祭武王，歌奏《时迈》和《般》之诗。三月二十一日，周公安抚庶殷众士，作《多士》。同时，从“共时性”第2期边家珍先秦文学史研究的新贡献127的角度，我们还可以藉此了解同是在周公摄政时期产生了哪些重要的文章，以便于与此期的诗歌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参照，如孟子所谓“知人论世”者，从而有助于认识上的开拓与深化。著者在书中对不少文学作品的真伪、作者问题进行了细致而令人信服的考证。如《晏子春秋》一书，唐代以降多视为伪书，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前言》考定为秦始皇统一六

7、国之后编成。银雀山出土汉代初年的简本《晏子春秋》后，伪书说不攻自破，但吴则虞说仍然影响很大。著者在借鉴高亨《〈晏子春秋〉的写作时代》、董治安《说〈晏子春秋〉》、谭家健《〈晏子春秋〉简论——兼评〈晏子春秋集释·前言〉》等文的基础上，又提出新的证据，认为《晏子春秋》一书是战国中期齐人淳于髡在齐威王、宣王朝搜集晏婴的佚著、言辞、事迹及传说故事编成(见《先秦文学编年史》下册，第1105-1109页)。在《先秦文学编年史》中，著者十分注意对历代出土的先秦文献、特别是对近几十年出土的金、甲、简、帛文献中与先秦文学相关的文献的

8、搜集、考释，将它们按时代的顺序同传世文献一起加以系年，显示出它们在整个先秦文学史料的相对位置和相互关系。同时，著者在考辨一些问题时，除了利用传世典籍外，还十分注意考古文献资料的使用，如对于学界存在的《离骚》为西汉刘安所作的说法②，著者就结合考古文献，从3个方面进行了辩驳(见《先秦文学编年史》下册，第1167～1168页)，这里笔者略作归纳：其一，1977年阜阳汉简中有《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