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书写：解构主义与新历史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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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重书写：解构主义与新历史叙事                                       蔡志诚    九十年代前后，先锋小说的书写历险掀起一场意味深长的叙事迁徙：格非、余华、苏童等纷纷调整叙事的焦距，他们不约而同地投入对“历史”的再叙事之中，近、现代史的历史变迁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不确定的边缘与缝隙敞开无边的挑战。格非创作了先锋派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敌人》，随后推出的《边缘》与《敌人》一样都是历史叙事小说，余华则奉献了《一个地主的死》、《在细雨中呼喊》、《活着》等追叙个人化历史之作

2、，苏童也提供了《米》、《妻妾成群》和《红粉》等在欲望中回望历史的作品，“历史”作为主题词似乎取代了形式，成为九十年代先锋小说转型的风向标。当代小说的叙事疆域，从后视镜的当下此在观照秦关汉宫、隋帝唐皇、两宋遗事和明清硝烟，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和五作家重写《武则天传》，一路驰骋至离当下很近的近、现代时空的先锋历史书写时，新写实小说也从现实原生态的摹写转向历史本相的刻绘，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温故一九四二》，刘恒《白日苍河梦》和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等历史再叙事小说也联翩而至。先锋小说与新写实小说对历史叙事和历史题材的关注

3、，引发了评论家重新审视“历史小说”的概念和涵义。   “新历史小说”——这一命名尽管界定分殊，但它还是在九十年代文学批评中播撒开来了。有评论者将这一现象回溯至八十年代中期，认为从莫言的《红高粱》、乔良的《灵旗》开始，“1986年后，中国文坛出现了一批写往昔年代的，以家族颓败故事为主要内容的小说，表现了强烈的追寻历史的意识。但这些小说与传统的历史小说不同，它往往不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的，历史背景与事件完全虚化了，也很难找出某位历史人物的真实踪迹。”但是，这些小说在往事叙说中又始终贯注了历史意识与历史精神，它是以一种新的切入历

4、史的角度走向另一层面上的历史真实的，它用现代的历史叙事话语方式艺术的把握着历史。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称这些小说为‘新历史小说’”。[1]陈思和则认为，九十年代前后由新写实小说派生而来的表现民国时期非党史题材创作的现象，是“新历史小说”产生的主要标志。新历史小说将时空推移到现代史领域，“新历史”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一是时间范围限定在清末民初至四十年代即“民国时期”，二是“有别于表现这一历史时期中重大革命事件的题材”。[2]陈思和的界定更强调历史时空的推移，以及与“十七年”文学中革命现实主义历史叙事的比较，他所强调的“新”

5、是更多是从题材层面来界定的。但他认为“新历史小说”是从新写实派生衍化而来的，却不具说服力，先锋小说的民国叙事并不迟于新写实小说，格非1987年发表的《迷舟》以及随后的《大年》、《风琴》，苏童在同一时期创作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以及随后的《我的帝王生涯》，都属于陈思和所界定的“新历史小说”范畴，然而，第一人称叙事自由的创造出一个虚构的历史乌托邦，却非题材层面上的所指厘定的疆域。事实上，评论界普遍认为的——先锋小说在九十年代初开始从形式实验转向历史书写，这种判断与先锋小说的早期创作是有错位的，格非、余华、苏

6、童在1987年前后的创作中，对民国往事与文革记忆的历史再叙事已经是先锋作家早期创作的一个重要面向。    另一位评论者吴戈提出“新历史主义文学”的概念，他“倾向于涵括力更强也更切近实践的“新历史主义”这个概念。吴戈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历史主义文学则萌芽肇始于1985、1986年之后，它与寻根、先锋文学相伴随，然后又经过新写实的过滤，终于在90年代冲出了历史的地表，成为蔚为壮观的洪流。”他看到“在这些作家作品中所触摸到的历史史，再不是正统的历史教科书的图解，而是赋予了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是个人性质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

7、的理解，因而呈现作品中的历史也是五花八门的，没有统一的概念与规律可循，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3]吴戈主要从历史观的差异性进行界定，但这一概念与西方文艺理论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风行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容易产生混淆，他所推定的新历史主义文学萌芽于1985年前后，实际上是将寻根小说和先锋小说中的历史题材作品组合进新的概念范畴内，寻根小说从题材上来看当然也属于历史范畴，但其最重要的文学特性还在于对民族文化的重新审视和认同上，以“新历史主义”将其囊括在内，反而遮蔽了其文学特性。与“新历史主义文学”相伴而生的另一个概念是“新历史主义小说”

8、，它主要根据后现代历史观与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观点进行命名，强调对历史宏大叙事的解构，消解崇高、削平深度和对历史的反讽、质疑乃至嬉戏。如果说西方兴起的新历史主义批评，是对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批评的突围和反拨，那么所谓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其反拨的对象显然不是形式主义的创作，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