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说西周金文中用作地名的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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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说西周金文中用作地名的“斤”王泽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周金文中有一个字形作“斤”的字，用作地名，见于《殷周金文集成》2674征人鼎，以及新近发布的京师畯尊，涉及周昭王伐楚、南巡路线。征人鼎，又名天君鼎，陈介祺旧藏，现藏日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第1664页。25个字(含合文1，见附图1)：丙午，天君乡（飨）酉（酒），才（在）斤，天君(赏)氒（厥）征人斤贝，用乍（作）父丁彝，。京师畯尊，由李学勤先生在《文物》2010年第1期上刊布，26字，其中个别字反书(见附图2)李学勤：《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

2、》2010年第1期。此处释文采用李学勤先生后来的修正，参见李学勤：《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李学勤卷》，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第209页。：王涉汉伐楚，王又(？)工。京师克斤，王(釐)贝，用乍(作)日庚宝彝。。7此外，还有一件正簋，又名天君簋(《集成》4020)，22字(含合文1，见附图3-1、3-2)：，癸亥，我天君乡(飨)餂酉，贝氒正斤贝，用乍父丁彝。正簋与征人鼎的作器者为同一人。正簋，或以为伪，白川静：《金文通释》，日本：株式会社平凡社2005年，卷六，第465页。李学勤：《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或以为真。容庚：《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表》，《燕京学报》，1929年第5期

3、。刘雨：《乾隆四鉴综理表》，中华书局1989年，第50页。笔者认为，就摹画的器形和纹饰而言，时代与西周早期相合，但铭文应属伪作。李学勤先生曾将“斤”释作“麇”，以为在今湖北郧县。李学勤：《论周初的鄂国》，《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4辑，总第九十二辑，又收入《通向文明之路》，商务印书馆2010年。西周早期金文中有“麇”字，见于亳鼎(集成2654)，也属地名。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70至171页。笔者以为，“斤”或可以释作“蕲”，地望在今湖北蕲春附近。下面从几方面稍作讨论。一、昭王伐楚、南巡路线。由京师畯尊铭文可知，“斤”的地望

4、和昭王伐楚、南巡的路线有关。西周时期，从周王朝中心地区，到南方江汉地区，可能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西线，从丰镐出发，沿汉水南下。据太保玉戈，“六月丙寅，王在丰，令太保省南国，帅汉，遂殷南，令厉侯辟······”，若太保召公出发地点在丰，则其南下或走西线。吴镇烽：《商周金文资料通鉴》，2010年，19762号。李学勤：《太保玉戈与江汉的开发》，《李学勤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另一条是东线，可能在营建成周之后，更多从成周出发南下。张永山：《武丁南征与江南“铜路”》，《南方文物》1994年第1期。据鄂君启节的车节(集成12112)，其西北路线，“就阳丘，就方城，就象禾(即“象河”，在今河

5、南省泌阳北象河关)”，汤余惠：《战国铭文选》，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5、49页。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中华书局1998年，第677页。刘彬徽、刘长武：《楚系金文彙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95页、第495至496页。鄂君启节虽然是战国晚期的材料，但其中涉及的一些地理交通，可以作参考。这可能也是东线南北途经之地。据簋(集成3950)，昭王十五年征伐楚荆，从成周出发。李学勤：《论西周的南国湘侯》，《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五辑，2009年，又收入《通向文明之路》，商务印书馆2010年。据静方鼎(新收1795)，钟柏生、陈昭容、黄铭崇、袁国华编：《新收殷周青

6、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年，第1795号。在十八年的十月，昭王在宗周派遣中和静等省南国。据甗(近出二126)，刘雨、严志斌编著：《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中华书局2010年，126号。十九年正月王尚在宗周；在十九年的上半年，王已动身。据静方鼎，到了十九年八月，王已经到了成周。之后，据中觯(集成6514)，王大省公族于唐。各器铭之间的联系，参见李学勤：《论西周的南国湘侯》。由此可知，昭王及其臣属南巡，更多是走从成周出发向南的东线。而麇地远在汉水上游。这是笔者在讨论时所考虑的一个方面。《周本纪》载，“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据《吕氏春秋·7音初》、《竹书纪年》、杨

7、雄《蜀都赋》、《帝王世纪》等，昭王没于汉水。所以学者或以为“江”应作“汉”。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57页。李零注译：《周本纪》，《全注全译史记》，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02页。又，石泉先生认为，汉水古亦称“江”，参见《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收入《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又参见《石泉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至14页、第70页。但因为楚都其时在丹阳，《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