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新记_大公报_的_小骂大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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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质疑新记《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周葆华内容提要“小骂大帮忙”长期被用来作为对新记《大公报》所持立场的评价。检视《大公报》1926～1949年间的实际表现,不难发现,《大公报》对国共两党都有“骂”,也都有“帮忙”,要衡量“大”与“小”是困难的。分析《大公报》的办报思想,它基本坚持了其创刊宣称的“四不主义”,也找不到“小骂大帮忙”的理论来源。本此两点,“小骂大帮忙”不是对于新记《大公报》客观和科学的评价。在中国近现代报刊史上,“小骂大帮忙”的评价一直与1926年续刊于天津的“新记”《大公报》紧密相连。据吴廷俊研究,大概从上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小骂大帮忙”便与

2、《大公报》连在了一起,“小骂大帮忙”成了新记《大公报》的代名词。(吴廷俊,1994:29)以后众口相传,许多论及《大公报》的文章、书籍中都提到或引用“小骂大帮忙”作为对《大公报》的评价,2似乎已成定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历史事实和真相的逐渐披露,研究者有理由对这一“定论”提出质疑和重新审视,比如在吴廷俊的研究中,作者肯定《大公报》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确是“小骂大帮忙”,从政治上看,《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是反动的,但是,“小骂大帮忙”又是合法的民间报纸为本阶级长远利益服务的一种较为有效的做法。(吴廷俊,1994:30～31)王芸生的儿子王芝琛则认为“小

3、骂大帮忙”之名加于《大公报》不符实际,《大公报》是一张民间报纸,并无党派属性,不可能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而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使《大公报》长期摆脱不掉“小骂大帮忙”之名的根源。(王芝琛,1999)那么,究竟“小骂大帮忙”与新记《大公报》是何种关系?“小骂大帮忙”是否是对于《大公报》的恰当评价?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展开梳理和探讨。一、“小骂大帮忙”的由来、流传及含义关于“小骂大帮忙”的说法最早始于何时,吴廷俊介绍说,“历来新闻史家都说,‘小骂大帮忙’这一说法出自南洋某家华侨报纸,然而至今没有拿出明确证据”(吴廷俊,1994:365);王芝琛认为是“起于九一八事变

4、之后”(王芝琛,1999);作家邵燕祥则说“对于《大公报》的立场,有一个至少流传了半个多世纪的说法,叫做‘小骂大帮忙’这个说法不知其来何自,但我猜是来自当时的革命阵营,因为我是在1948年听中共地下党的同志这样评价的,人很年轻,显然也是从自认为可信赖者那里听来的”(邵燕祥,1999)。年代久远,世事复杂,看来一时难以辨清,但邵的回忆恰恰点出了极重要的一点:即对《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评价即使不是源自、也是被中共接受并在其阵营内广泛流传过的。61质疑新记《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能够证明这一点的还有如下事实:1945年11月,正值内战烽火愈演愈烈之时,20日《大

5、公报》发表《质中共》社评,主张共产党“应该循政争之路堂堂前进,不可在兵争之场滚滚盘旋”,重庆《新华日报》第二天即发表《与大公报论国是》的社论,除对“政争”、“兵争”进行严厉的批驳外,对《大公报》“小骂大帮忙”之名作了进一步解释:“在若干次要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基本立场”(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1日;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299)。明确指出“小骂大帮忙”是《大公报》的基本立场。1949年1月23日,在天津解放之后,中共中央给天津市委关于处理民营报纸的电报中称,《大公报

6、》“过去对蒋一贯‘小骂大帮忙’,如不改组,不能出版”(《文件汇编》上册:270)。把“小骂大帮忙”之名加于《大公报》解释最为详细的是1949年2月27日由原天津《大公报》改名的《进步日报》创刊号上发表的《进步日报职工同人宣言》(代发刊词)。在谈到《大公报》主持人“善于在所谓的‘社论’宣传上运用狡诈手段”时,写道:他们懂得如果完全正面为罪恶昭著的反动统治者说话,是徒劳无功的,因此,他们总是竭力装成“在野派”的口气来说出官家要说而不便直说的话小骂大捧是大公报的得意手法。它所骂的是无关痛痒的枝节问题和二、三等的法西斯小罗罗,它所捧的是反动统治者的基本政策和统据国家地位

7、的法西斯匪首,即所谓“国家中心”。长期处于言论不自由的情况下的读者,看了大公报的小骂,觉得很舒服,无形中却受了它的“大捧”的麻痹。大公报以“小骂”作为欺骗读者的资本,也以“小骂”来向他们的主人要索更多的代价。因此,大公报在蒋介石御用宣传机关中,取得特殊优异的地位,成为反动政权一日不可缺少的帮手。(天津《进步日报》,1949年2月27日)这篇由张琴南、杨刚、徐盈、高集、彭子冈、赵恩源、李光诒等原《大公报》同人共同签名的发刊词,实际上是中共部署揭露《大公报》“拥蒋反共”的政治立场和“小骂大捧”手法的重要步骤,以《大公报》社职工同仁名义发表,是中共高层1948年底就决

8、定了的。(吴廷俊: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