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因灾禁酒制度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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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因灾禁酒制度的演变　　摘要：清代禁酒制度与救灾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康熙、雍正时期是因灾禁酒制度的初建时期，乾隆朝这一制度被不断完善并得以极力推行，晚清时期，随着财税体制的重大变革，因灾禁酒制度也明显发生了较大的松动和变化。因灾禁酒制度对清代抗灾救灾具有积极意义，其形成、运行程度及发展变化，也是对清代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反映和体现。　　关键词：禁酒制度，救灾，酒税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3）22-0029-06　　清朝政府长期实行禁酒制度，以求节约粮食、限制粮食消费。清代的禁酒制度在不同时期经历

2、了不同的变化。关于清代的禁酒制度，已经有一些学者立足于经济史的研究视野进行了详细的研究。①清朝因为应对灾荒而实行的禁酒制度，不少学者认为其执行要比丰年更加严格，“歉年行禁，丰年弛禁，歉收之地行禁，丰收之地弛禁”，②事实上，清代的因灾禁酒制度有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对因灾禁酒制度的确立、变化进行梳理，有助于丰富和加深对清代救灾法律及禁酒制度的认识。　　粮食紧张和短缺、粮价昂贵是救灾工作中经常要面对的问题。康熙时，面对灾歉时对粮食的急需，政府多次下令禁止烧锅。烧锅，指生产酒的专门作坊，也指北方用锅蒸谷、承取蒸馏以酿酒的生产技术。下表是对康熙朝因灾禁酒情况的初步统计：　

3、　康熙帝认为“酒乃无益之物，耗米甚多”，因此，每遇灾害严重，米价高昂，即令受灾地方严禁烧酒，“以裨民食”。①不过，康熙朝禁酒并不严格，康熙帝也称其巡幸直隶等处，看到“虽有禁造烧酒之名，地方官不甚加意，未曾少止”，另外，康熙并未将酒禁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而是交由地方督抚去因地制宜，进行权衡。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在批复直隶巡抚赵弘燮所奏时，康熙帝即称：　　烧锅一事乃地方有司当禁当开，即可行去，从来未经传旨开禁。②　　雍正帝继承康熙做法，对于禁酒并不强调严禁，也将禁酒权力下移，“封疆大吏斟酌行之，不可强迫”。③不过，对于禁酒的方式范围等，雍正君臣进行了更大范

4、围的讨论。雍正十年（1732年），廷议禁烧锅，并下诸行省进行讨论。陕西巡抚史贻直上疏提出了歉岁禁酒的办法：　　年丰粮羡，烧锅亦民间谋生之一事。当视年事丰歉，审民力盈虚，加以董劝。　　雍正帝同意史贻直的看法，“许为得因时制宜之意”。④雍正帝还着眼于救灾的全局，丰富了因灾禁酒的具体内容。他指出，如果某些省份发生灾害或者歉收，除本省禁止烧锅外，周边地区也应停止酿酒。比如雍正四年（1726年），因直隶雨水过多，田禾歉收，米价腾贵，盛京地方有内地人等出口烧锅者甚多，“无故耗费米粮”，因此也令盛京及口外地方严禁烧锅。⑤　　总体来说，作为处于因灾禁酒制度的初建时期，康熙、雍正

5、朝虽然还没有建立起系统严密的条例法规、惩处措施，但是因灾禁酒已经在救灾实践中得到了极力推广和严格执行。　　1.乾隆初年禁烧锅制度的讨论　　乾隆二年（1737年），乾隆帝从储备粮食、养民应急的角度下令无论丰年歉年皆严禁烧锅。他认为，在烧酒盛行的直隶、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北五省”，“夫与其禁于已饥之后，节省于临时，孰若禁于未饥之先，积贮于平日”，禁止烧锅之后，预计五省所存谷物数量“已千余万石矣，虽有谷之家不能皆分所有以周贫乏，而所存之谷自在民间，可以通融接济，较之无米之炊，不啻霄壤矣”。基于以上原因，乾隆帝发布上谕宣称：　　朕筹之已熟，北五省烧锅一事，当永行严

6、禁，无可疑者。至于违禁私造之人及贿纵之官吏如何从重治罪，其失察之地方官如何严加处分之处，着九卿即行定议具奏。⑥　　乾隆帝在即位之初即大力推行禁酒制度，这与乾隆朝灾荒频发也有着很重要的关系。乾隆朝自然灾害远较顺治、康熙、雍正时严重。仅以水旱灾害而言，据学者统计，乾隆时期水灾被及的州县厅次为8074个，占所有受灾州县厅次的56.6%，另外，共有3770个州县厅次被旱成灾，旱灾占所有被灾州县厅次约26.42%。⑦灾荒频仍加剧了因人口剧增本已较严重的民生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乾隆帝把禁酒看成是节约粮食的一种重要方式，应该说是有其合理性的。他一再强调，丰年也禁止烧锅，事实

7、上也是在为歉岁做准备：　　民以食为天，必须积贮于丰年，方不告乏于歉岁，恐小民无知，徒见目前秋成颇裕，不加撙节，如烧锅造酒之类，耗费米谷，弗顾久远之计，实为可虑。⑧　　乾隆这份谕旨下达的十天之后，曾任山西督臣的刑部尚书孙嘉淦上奏乾隆，抛出自己的观点：　　烧锅之禁，无益于盖藏，而有损于生计，止宜于歉岁，而不宜于丰年。　　在他看来，即使是所谓歉岁，烧锅也不必要各地一律禁止，而且只需劝禁，不必加以严刑酷法：　　歉岁粒米维艰，则大麦高粱之类亦可以疗饥，禁之诚为有益，但止可禁于成灾之地，而各处不必通行，亦但可善为劝导，暂为封贮，而不必坏其器具而加以刑罚。⑨　　乾隆帝命王、大

8、臣、九卿及北五省督抚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