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关系的纠结与困顿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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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仰关系的纠结与困顿透析信仰关系的纠结与困顿透析信仰关系的纠结与困顿透析信仰关系的纠结与困顿透析　　关键词：中国信仰　　摘要：人们一直议论和忧虑的，已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信仰根基问题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变化举世瞩目。然而，在此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中，中国社会的文化与精神现状却不是那么乐观与自信，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一直难以上升。　　以往之中国信仰，表面上乃以道德、良心形式呈现，实质里却是要转以国家权力才能得以付诸于实践的。国家权力通过对信仰实践条件的控制，把文化信仰、道德良心与国家兴亡联系到了一起。所以，

2、中国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价值、信仰，但是他一旦接纳一项价值观念，也就不免被引入这权力秩序。由此观之，不是信仰有无的问题，而是信仰如何得以进入社会、安定人心的事情。　　“社会”依旧缺席　　中国人存有自己的信仰世界，但是这些信仰世界与人间社会被各种正统的礼仪与文化主张所间隔，信仰结构被神格化的理想主义所替代。　　大凡社会生活，都免不了要在价值归属上具有一定的共识，从而不可避免地要与信仰问题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一个价值共享的信仰体系。可是，信仰关系在中国社会里面，往往更多体现为一种意识形态、体系化的价值关系,以及不同阶层、身份或等级之间排列的价值规则

3、。因此，信仰关系就会呈现中国人对于社会秩序的一种最基本的定义方式：一个权力整体的各个要素，依照其与整体的关系来排列各个身份等级所使用的价值原则。即便是时代变迁了，人们的信仰关系虽然也在转变，但要完成这一转变，我以为，首先是要超越这一具有神圣宗教性特征的权力关系，而不是忙于去重建什么信仰体系。　　时下的中国人，延续了传统的“天下”式信仰方式。他们信仰的核心无疑是一个理想社会，而一个理想的国家权力及其代表，就是这个理想社会的信仰化身及其神格化。人们从这个理想社会、或者是圣人楷模的信仰之上，得到的往往是一个社会的福利承诺和利益要求。假使社会的信仰

4、方式不能使人们的利益得到一定的满足和实现，那么，这个信仰对象就会发生转移、变质。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社会基层的案件发生，例如贵州的习水案、浙江的丽水案、湖北巴东案以及各种屠童案件等，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中国社会令人忧虑的社会现象。在中国的底层社会中，人们心中有“仇恨”，却不知道向谁去发泄。因此，一旦出现任何一个机会，这一“仇恨”就会很容易在人意料不到的地方爆发出来。表面上看，这是社会信任的丧失所带来的社会暴力，使人误以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当代中国最醒目的一个现象就是“社会的解体”。其实，社会学意义上的中国社会还没有正

5、式登台。　　社会泄愤事件表明，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的表达与满足有所缺失，而非一个简单的结论，认为是社会信仰的缺失。如同传统的国家信仰对民间信仰惯用的处理方法那样，国家给出的是一个架构，而不是内容；国家提供的是符号，而非信仰。至于在此两大信仰格局之间得以沟通、交换与互惠的，则是各自的现实利益及其满足方式。http://　　当代中国社会理想主义及其神格化，尚未完成自己的转型，人们信仰的还是这个神格化的权力结构。这就是当代中国信仰最使人感到困顿的地方。不是没有信仰，而是信仰实践没法超越固有的规则。唯有当此神格化的理想主义社会结构在民主化的社会建设过程

6、中，实现了自己的转型之后，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信仰自由与信仰的自由实践才有可能。　　信仰关系的纠结与解构　　中国人始终迈不过去的，并非头上顶着的三尺神明，而是头上高悬的权力结构及其利益代表。　　中国人的信仰特征是，常常会在选择、具有一种信仰之时，或者是在信仰者的利益无法满足之后，人们就不再信奉该信仰，随之出现反对、仇恨该信仰的结果，这就是中国传统信仰与反信仰的双重特征。这种信仰与反信仰的双重特征，往往是对于固有理想社会方式及其神格化形式的维持与稳定，从而会使人在追求一种信仰的时候，依旧会构成信仰关系之间的纠结与困顿。　　仔细观察这些不同的利益

7、关系及其信仰认同方式，它们实际上却是基本一致的，不是信仰的权利，而是权力的信仰；不是信仰的规范，而是通过信仰所要获得的具体利益。所以，一旦社会发生泄愤事件，危及了社会，这种信仰是无所作用于其中的。这种信仰，只能退到了社会危机之后，只能安慰个体生命与一己人心，无法稳定社会。这就是中国信仰的症结所在。　　其中，“有用”与“无用”的互补关系，乃是它们得以表达信仰关系的基本逻辑。它们内涵了正统与淫祀、神圣与世俗、合法与非法。它们为此而与信仰者的利益相关，而非与信仰者的权利相关。这种宗教信仰的逻辑，最后会变换为信仰与反信仰的暴力关系。至于在现实生活之

8、后，这种暴力式的信仰关系也会成为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并且是其中的每一个信仰者必欲要根据其“社会功能”来取得生计所需。　　对于神格化的理想社会，人们信奉的是道义式经济反抗，是把对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