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同性恋电影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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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西方同性恋电影比较东西方同性恋电影比较秀之树一、序论　同性恋是人类在各个历史时期、各种文化中的一种客观存在，不同时代、地域、文化对待同性恋现象的态度不尽相同，甚至背道而驰。作为表现媒介的一种，电影必然无法回避同性恋现象。漫长的历史中，作为游离于主流电影之外的一种类型，同性恋电影的发展历程既是边缘群体和边缘文化的艰难描绘，同时也是一段自由电影工作者与审查制度之间的抗争史。即使在遭遇禁止的情形下，着眼该题材的影片仍以地下电影、实验电影等形式不断顽强的被拍摄出来。面对尺度日趋宽松的道德审视和电影制度，同性恋电影逐步得到发展，形成一定的规模，并在国际影坛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2、。本文尝试以同性恋观念的变迁为切入点，对东西方同性恋电影的演变轨迹进行浅显的研究，主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以比较为主要方法，探讨不同时代的同性恋观念下，东西方电影对同性恋题材的涉及程度，以及响应程度。　　二、同性恋现象比较（一）浅介同性恋的名称及其演变1．homosexuality该名词同性恋是由一名德国医生Benkert于1869年创造的。这个词描述的是“对异性人士不能做出性反应，却被自己同性别的人所吸引”。今天，同性恋、异性恋和双性恋被认为是不同类型的“性倾向”，其定义是：“持久的对某一特定性别成员在性爱，感情或幻觉上的吸引”；因此，同性恋指的是“对自身性别成员

3、基本的或绝对的吸引”2．Gay该名词本身的出现原本无贬抑也无褒义，但还是有神秘性代码的意味。后随之被广泛使用，逐渐陷入了贬义。3．Queer该名词最初是英语人口中人对同性恋者的贬称，有“怪异”之义，后被激进理论借用来概括其理论的精华，在当代西方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理论：“酷儿理论”，国内取其音译，有反叛传统标新立异之意。这个概念具有明显的反讽意味。（二）东西方同性恋衍变概况1．中国同性恋简述限于资料来源，本文的“东方同性恋历史”部分仅仅论及中国。清人纪晓岚曾在《阅薇草堂笔记》中称“杂说娈童(男同性恋)始黄帝”。而最早的史料记载则来自商朝，《商书·伊训》中谈到“三风十衍

4、”，提及“比玩童”，即同性恋。商代之后，同性恋一直没有从中华文化中消失。如春秋战国时代，卫灵公宠幸弥子瑕，魏王宠幸龙阳君，并有了“余桃”和“龙阳”的称呼。而《李银河在北大的演讲》认为楚国诗人屈原在《离骚》、《思美人》等作品中，都流露出对楚怀王的恋情。　　汉代时则帝王将相的同性恋活动屡见史书。据《史记》、《汉书》记载，著名人物如汉武帝、汉文帝、大将军卫青和霍去病等，都有过同性恋经历。汉之后，男风时盛时衰。明朝工商业逐渐昌盛，世风浮华，娼妓业兴旺，男妓卖淫的象姑馆也应运而生。1429年宣德皇帝颁布禁娼令，部份官员转向年轻男性取乐。到了万历年，男娼业发展势头有增无减。1

5、644年满人进京，中国正式改朝换代。清朝统治者选择了孔孟之道作为新王朝的意识形态，重建礼教。当时男风鼎盛，同性恋在文学作品或文人手记中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出现，导致了满清统治者对同性恋的关注。1740年，乾隆皇帝继位不久，延袭雍正加强礼教的精神，出台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明确反鸡奸的法令，严格加强传统性别角色观念。该法令出台后的落实程度如何，对男同性恋的控制有何效用，史料上没有记载。但这条法令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同性恋行为社会化，被当作“社会危害”受到了法律的干预。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国的礼教在镇压同性恋方面，终于殊途同归。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并没有关于同性恋的明确法律条款，但在

6、一定时期内曾存在同性恋者被逮捕或判监禁的事实。而李银河写于1988年—1990年的《中国人的性爱和婚姻》中也提到，“警方目前对同性恋的一般做法是拘留审问，存档后教育释放。”①由以上资料可约略得知，中国古代对同性恋所持的态度基本为中性，不褒不贬。中国的男性在履行成家立业，传接香火的责任之后，周围人对其同性恋情往往宽而待之，认为是个人私事，不对维系封建社会的家庭伦理构成任何挑战或威胁。其同性恋关系多以享乐和猎色为特点。近现代则逐渐将同性恋置于禁忌的范畴，视为畸形，多不耻其行为，同性恋也隐秘的转入地下。新中国之后多采取避讳否认这一群体存在的态度，甚至以会议的形式“把同性

7、恋称为‘社会丑恶现象’，列入了应当根除之列”。②随着时代变化，人们观念尺度有所放开，民间态度趋于宽容，如在网络上曾公然贴出“中国第一届女同志文化艺术节通知”（拟准备于2001年5月1日－4日在北京举行）。同时一部分人已经逐渐意识到，就目前而言，“医学没有办法把同性恋改造成异性恋者……所谓矫治，无非是剥夺他的性能力”。③其基本态度可概括为：（1）作为一个亚文化群体，同性恋的行为规范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规范相悖；（2）同性恋行为虽被视为不正当，但未被视为十分严重的恶劣行为，较之不正当的异性恋轻微。就官方的态度而言，一方面逐步取消了监禁、搜查等严厉手段，一方面仍视之为雷池

8、，如通过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