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治学方法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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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熹治学方法试解　　朱熹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的一生，自十九岁举进士，至六十九岁罢官还乡，其间五十年，大部分时间从事教育和著述。他集懦家学说之大成，吸收道、释之长，创造性地建立了理学体系，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第二座丰碑，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笔者不揣浅陋，拟从朱熹治学之方法寻找其创造性体系形成的原因，这于当今之教育也许有所裨益。 　　朱熹与吕祖谦、张栻都以理学称著，乾道五年，朱熹往严州拜访吕、张之时结识了詹仪之，与詹日以问学为事，甚是投合，遂成莫逆之交。乾道七年，朱熹首次来到詹仪之的故园瀛山书院，但见方塘之水

2、，清澈如镜，灵感触发，顿有所悟，即兴赋诗，诗曰：“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就是朱熹有名的“泳方塘诗”又说：“时时温习，觉滋味深长，自有新得。”“新得”者，创造性之见解也。随时、随事、随处，学习、复习、练习，自会有“新得”。可见，“温故时习”是获得创造性见解的条件。是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呢？朱熹明确指出：“温故时习”乃不过是获得创造性见解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他说：“须是温故方能知新，若不温故便要求知新，则新不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求矣。”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如果不温故便不能“知新”

3、。这是必要条件的命题。孔子所说的“温故而知新”，这句话中的连词“而”也应当释为“才”，孔子的原话，也是必要条件的命题。 　　既然是必要条件，那么还有那些条件呢？ 　　　　　　一、熟读。 　　门生吴伯英初见朱熹问如何读书。朱熹的回答简单不过。“读书无甚巧妙，只是熟读。”“凡人读书，须虚心入里玩味道理，不可只说得皮肤上，例如——食物滋味尽在里面，若只舔噬其外，而不得其味，无益也。”这里，朱熹告诫门生吴伯英：书，要熟读；不可浅尝辄止。朱熹在建阳考亭撰文教谕沧州精舍的门生曰：“书不记，熟读可记”。还批评一些人“从来未曾用旬日功夫，去熟

4、读一个人的书。到了会见人家，泛然发问，临时凑合，举不出一两行经传成文，讲不出一两处首尾相应的事。”朱熹从正反两个方面阐明要熟读的道理。 　　熟读，自然含有反复学习之意，不反复学习，岂能称“熟读”。这不过从另一个角度强调“温故”的必要性而已。“熟读”也是“知新”的必要条件。 　　　　　　二、知疑。 　　朱熹提倡读书要知疑。他在教学中经常以启发的方式质疑问难。或个别答问，或围炉讲问。他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又说：“书始渐未知有疑，其次渐有疑，再其次节节有疑，过此一番之后，疑渐读释，以至融会贯

5、通，都无可疑，方始是学。”这里所谓的“知疑”即是发现疑义。说明学问长进，必须要能发现疑义，去其疑义。这是朱熹对学问长进过程的描叙，也是他自身读书的体验。其公式是：知疑——释疑——融会贯通。读书至融会贯通便达到了很高的境界。然是否能因此而必然得“新知”呢，朱熹本人也没有断然下这个结论。因为这不过是“知新”的一项必要的前提。 　　　　　　三、精思。 　　朱熹在建阳考亭沧州精舍的“教谕”中说：“义不精，细思可精。”在《与魏应仲》一文中说：“大抵所读经史，切要反复精详，方能渐见旨趣”。“小有疑处，即更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册子，逐日抄

6、记，以时省阅。”在《朱子读书法》中又说：“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语中所谓之“精”，有两种含义。其一是：精密思考；其二是：得其精蕴。前者是后者的条件，后者是前者的结果。精思的过程是缜密的逻辑推理过程。朱熹一生，无论教学，还是著述，都是殚精竭虑，探幽索微，力求获得精深的义理。在沧州精舍时，完成了六经的传述。“研精覃思以究其难知”。《四书集注》是朱熹覃思最久，训释最精的传道明世之作，历四十余年而后成。明代学者薛瑄对它的评述是“萃众贤之言，至大、至精、至密。发挥先圣之心，殆无余蕴。”所以，冯友兰教授称赞朱熹

7、是一位精思明辨的哲学家。可以说朱熹理学体系的形成过程须臾没有离开精思，他的每一部著作都是覃思深究的结晶。 　　　　　　四、循序。 　　循序渐进，是朱熹反复强调且始终坚持的治学之方。朱熹认为：小学只能教学生识一些字，做一些具体的事，从识字做事当中获得简单的基本的知识。到了大学，就要领悟道理。所谓“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所以”。就是大学所规定的必修课程《四书》：也严格规定阅读次序：先《大学》，次《论语》、《孟子》，最后《中庸》。文章，按一定顺序，一篇一篇地读；书，也按一定的顺序，就其内容上说，必然有其内在联系，由浅

8、入深，由表及里，由个别到一般，由现象到本质。这是符合人们的认知规律的，也是认知应当而且必然要遵循的。当然，在同一个知识层面上，或于局部的内容上，先后之顺序，并无绝对的标准。 　　综上所述：温故、熟读、知疑、精思、循序，此五点治学之方，或近或远，或多或少，都与获得“新知”存在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