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闽地词人结构、创作风格及地域色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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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永的俚俗派[2],但并没有出现以地域命名的词派，却形成了一个个地域性的词人群体，而福建词人群在南宋词史上显得尤为突出。“而南宋词人也较北方词人为多。两宋词家中，尤以江、浙、闽、赣为特多。属于江苏的八七人，福建的一二三人，江西一六三人，浙江二零九人。”[3]　　纵观文学史我们又可以发现，闽地词坛虽然出现了柳永、刘克庄这样的大家，甚至辛弃疾在闽地为官期间也有三十余首作品传世，但是闽地词人作为一个群体而言，其影响极为有限，结构颇为复杂，创作风格迥异，甚至地域色彩也非常不明显，显得较为松散。文章以下将从词人结构、创作风格和地域色彩方面对两宋闽地词坛的松散性进行论析。　　一、词人结构的复杂性　　应当

4、看到，福建词人这一群体人数较为庞大，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来看，都呈现出一种不平衡性，词人结构较为复杂。　　首先，从时间上看，很多闽地词人在福建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但因其各方面成就较大，往往被视为闽地词人的代表。尤其是北宋的一些闽籍词人，其活动范围大多围绕汴京，比如柳永、蔡襄、蔡京等等，最具代表性的柳永，仅仅少年时在福建崇安苦读，此后一生或流连都市或天涯羁旅，传世词二百余首，与福建相关联的并不多，《巫山一段云》寥寥数首而已。一直到宋室南渡，很多闽籍词人由北向南，返回故乡，福建安抚使程迈约请李纲、张元干等人，编《止戈集》，这些闽籍词人在闽地互相唱和，福建词学开始发展，到了南宋后期，闽籍词人真正形

5、成气候，尤其是以黄昇为代表的一批词人，不仅往来密切，互相唱和，乃至结成社团，真正形成词人群体。[4]　　而且，有一批词人虽然并非闽籍，但却曾在闽地为官，同时进行了文学创作，辛弃疾、叶少蕴、蔡行之、魏了翁等人都是如此，辛弃疾宦闽期间，有三十六首词传世[5],虽不多，但在对于闽词的探究过程中，仍应当引起重视。其次，从空间上看，福建词人群的分布也是非常不均匀的。福建古称“闽”,地处东南，东海阻隔，武夷、仙霞岭屏障，使其与外界沟通困难，在中国文化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近乎孤立的存在，被视为化外蛮夷之地，骆宾王曾有“闽俗本殊华”之语，可见一斑，北宋初年，划福建为“八闽”--福州、建州、泉州、漳州、汀州、南

6、剑州、邵武军、兴化军，宋室南渡，福建离京都较近，且远离战乱，导致大量外来人口迁入福建，形成了强大的文化输血，福建遂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6].而这种文化上的骤然发达，直接导致了八闽地区各地宋词发展的极度不平衡。　　建州词人数量为最，在宋人词选中出现频率也最高，最早的福建词人譬如柳永、杨亿都是建州人，其余的刘次公、真德秀、刘清夫等人都出自建州，约有四十人左右，站了福建词人群的三分之一。福州词人次之，约有三十余人，其代表人物张元干、潘昉、黄孝迈等人。泉州、邵武、兴化三地词人数量大致相等，但以兴化军词人质量为优，刘克庄、黄公度、王迈等词人均出自此地，南剑州

7、词人数量再次之，至于漳州、汀州在南宋时仍然相对落后，二地词人寥寥几人而已。　　二、福建词人群词风的极大差异　　宋词词风多样化，“按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7]　　婉约与豪放大致为宋词的两种基本风格，此外还有艳丽、俚俗、清空骚雅等诸多风格，不一而足。　　而对于福建词人词风的研究也早就开始，大致结论是“闽地词坛始终回旋着爱国主题、豪壮之风。”[8]并且多将闽地词风与理学兴盛相关联，应当承认，尤其是宋室南渡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