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读古代文学】马德富：杜诗动词的超常选择及其艺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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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情思语符化的过程，是词语选择组合的过程。其中动词（主要指述谓动词，下同）的选择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有的语言学家认为：“在正常情况下，句子的主要信息总是搁在谓语里。”（注：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4页。）谓语的中心词之一就是动词。作为语义和结构关系的枢纽，动词在诗句中的作用相当重要，其使用的好坏常直接关乎艺术的高低，昔人谈诗语之锤炼，就往往注目于此。故有人说成熟的伟大诗人更多地借助动词以取得效果（注：[英]布尔顿《诗歌解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201页。），这不无道理

4、。这方面，杜诗就是一个典范。杜甫极重视又极善于使用动词，这是他的一大强项，在他之前和与他同时的诗人少有及得上的。诗人充分体悟到了动词的重要性，并在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笔下的动词灵动超妙，常大胆超越常规，借助出人意外的组合，取得习惯遣词所不能取得的艺术效果，这方面充分表现出诗人卓越的创造才能，并成为诗人在语言艺术方面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诗人的艺术经验对后世影响颇大，在今天仍然不乏借鉴的意义，因而有专门研究的必要。　　　　一　　在日常口语和一般散文中，动词主要表示人和事物的动作变化等等，但就诗歌而言，情况不是如此简单，除了

5、上述任务外，动词在情感传递、意象营造，以及气势、力度、韵味、神采的显现方面还具有很大的潜能。不过人们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一点，这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诗歌发展的进程来看，西汉之诗大多“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注：谢榛《四溟诗话》卷三。），“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注：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不特别注重个别字句，而追求整体效果，以浑朴胜。诗中动词很少违背习惯，一般与日常口语或散文区别不大，它主要作为语义、逻辑关系而存在，除了依附名词而达意外，无更多表现性可言，其自身在句中并不特别引人注目。但自魏晋以降，随着“文

6、的自觉”，这种情况有了变化，有的诗人已经不满足于此，开始对动词进行锤炼，以求新鲜的表现效果。如王粲的“列树敷丹荣”（《杂诗》）、曹丕的“高山吐庆云”（《东阁诗》），“敷”、“吐”两个字就用得不一般化。而曹植的“朱华冒绿池”（《公讌诗》）、“惊风飘白日”（《赠徐干诗》），“冒”、“飘”两个动词也颇为新警。稍后，句中动词受到诗人进一步的重视，像受杜甫推崇的阴铿、何逊、庾信等人就是如此。阴铿的“莺随入户树，花逐下山风”（《开善寺诗》），何逊的“风声动密竹，水影漾长桥”（《夕望江桥》），庾信的“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余”（《奉和

7、山池》），都比较注意动词的锤炼。到了唐代，这种情况引起更多一些人的兴趣并得到程度不同的发挥，如杜甫祖父杜审言的“绾雾青丝弱，牵风紫蔓长”（《和韦承庆过义阳公主山池》）、“花杂芳园鸟，风和绿野烟”（《春日怀归》）、“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登襄阳城》）等句，动词用得就颇不寻常。而像李白的“吴姬压酒唤客尝”（《金陵酒肆留别》），“压”字就很受后人称赞（注：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八引范温《潜溪诗眼》。）；王维的“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过香积寺》），岑参的“孤灯然客梦，寒杵捣乡愁”（《宿关西客舍》），其中动词的超常

8、使用，更是不同凡响，屡为人所称引。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在盛唐以前，诗人对动词的锤炼尚不普遍，锤炼得好的并不多见。即便是盛唐，虽有一些新警的用例，但总的情况大体仍如胡应麟所说：“盛唐句法浑涵，如两汉之诗，不可以一字求。”（《诗薮》内编卷五）可以这样认为，魏晋以降，由于诗人的感受更为细腻，诗歌语气的探讨更为深入，要用有限的字句表达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