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研究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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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研究的回顧(上)七○年代以來台灣地區的研究概況文/呂正惠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撤退到台灣來以後﹐為了鞏固台灣這一塊“反共基地”﹐宣布全面禁止一切“附匪”﹑“陷匪”作家的作品。這就使得五四以降的中國新文學傳統﹐在未來台灣文學的發展中﹐幾乎起不了什麼影響作用。同時﹐在二十年代發展起來﹑已有近三十年歷史的台灣新文學﹐也受到國民黨政府有意的漠視。以當時的社會條件來考慮﹐國民黨刻意不去提起日據時代的台灣新文學史﹐也是很容易可以理解的。發生於一九四七年二月的台灣“民變”﹐使得國民黨對於“台灣人”的忠誠深具戒心﹐因此當然更不願意強調台灣過去的

2、歷史﹐以免產生“地方意識”。其次﹐二二八事變不久﹐在日據後期最具聲望的台灣小說家楊逵即因發表“和平宣言”﹐呼籲國﹑共停止內戰而被捕繫獄﹙一九四九﹚。大約同時﹐日據末期最具才華的小說家呂赫若因參加共黨地下組織﹐在逃亡過程中“神秘失蹤”1。然後﹐在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高潮後不久﹐“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又因被檢舉有“匪嫌”而被遷出忠烈祠﹙一九五八﹚。賴和﹑楊逵﹑呂赫若都屬於日據台灣新文學的左翼傳統﹐在“反共”的高潮中﹐有誰願意冒著“大不諱”去提起包含強烈左翼色彩的台灣新文學呢2﹖最後﹐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也同時表現了強烈的抗日精神﹐而在當時﹐國民黨為了自

3、己在國際政治的生存空間﹙特別是為了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絕對不敢得罪日本政府﹐它又怎麼願意去重提那個以“抗日”為主體的文學傳統呢﹖就這樣﹐具有三十年歷史的台灣新文學﹐逐漸為人們所淡忘。七○年代以後﹐台灣的政治局勢發生了劇烈的改變﹐伴隨而來的﹐就是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傳統的重新發現。時至今日﹐在近二十年的發展中﹐台灣文學研究已和一切“台灣研究”一樣﹐成為台灣學術界最為關懷的重點。這種發展當然和近二十年來台灣政治情勢的發展息息相關﹐因此﹐回顧這一段歷史是具有頗為重大的意義的。首先﹐我們可以了解一個幾乎已被“遺忘”的傳統﹐一步一步被“挖掘出土”的具體

4、過程﹔其次﹐我們可以看到﹐研究者的詮釋觀點如何和台灣的政治﹑社會大環境同步產生變化﹔最後﹐我們當然可以從學術研究和政治局勢的密切關係中看到這一新興研究領域的優﹑缺點﹐從而得到一些啟示﹐以便對未來的開展有所助益。以我個人的觀察﹐這二十年來有關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的研究﹐大概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出土時期﹐從一九七三年到鄉土文學論戰截止時左右﹔本土詮釋權的確立期﹐從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年代中末期﹔學術化時期﹐從八○年代中末期到今天。以下我將逐期分析每一階段的樣態﹑詮釋角度變化﹑及其與政治﹑社會大環境的關係。最後﹐我想從學術角度對這二十年的研究提出一些檢討

5、與建議。一﹑七○年代對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的公開研討﹐是由顏元叔開其端的。一九七三年八月﹐顏元叔應邀參加夏威夷舉辦的“東西中心社會意識文學研討會”﹐他所提的論文是〈台灣小說裡的日本經驗〉﹙英文﹚﹐此文的中文初稿及英文定稿的中譯均在台灣報刊裡發表3。顏元叔當時擔任台大外文系主任﹐數年來努力譯介英﹑美批評理論﹐並且有系統的評論戰後台灣現代主義重要小說家及詩人的作品﹐而且還嘗試用新方法來分析中國古典詩。以顏元叔當時在台灣文藝界舉足輕重的地位﹐突然發表這麼一篇“意外”的論文﹐討論大家一向不重視﹙甚至根本不知道﹚的一些在當時所謂的“本土派”作家的小說﹐除了

6、令人感到吃驚外﹐的確也讓人開始意識到台灣好像存在過一種久已遺忘的文學。同年十二月﹐當時最受矚目的台灣文學刊物《中外文學》﹙二卷七期﹚又發表了林載爵的另一篇論文〈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鍾理和之比較〉﹙顏元叔論文初稿載於七月號的《中外文學》﹚。這兩篇論文密集的出現在同一個重要的文學刊物上﹐可以說具有特殊的象徵意義。就在同一年的十一月到次年四月間﹐對台灣文學研究具有開創之功的張良澤﹐陸續發表了有關鍾理和的五篇論文﹙其中兩篇載於《中外文學》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號﹑及七四年四月號﹚4。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文季》第二期也出了“鍾理和作品的討論專輯”。同期的《

7、文季》還發表了楊逵日據時代小說〈模範村〉的中譯改寫本﹔七四年一月《中外文學》發展楊逵另一篇小說〈鵝媽媽出嫁〉的中譯﹔九月﹐楊逵最著名的作品〈送報伕〉的中譯刊載於幼獅文藝﹙二四九期﹚。同一年五月出刊的《文季》第三期發表了林載爵的長文〈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回顧〉﹙此文因《文季》的停刊而未能續完﹚﹐首次企圖完整的描述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的全貌。5由以上的　述可以發現﹐一九七三﹑四年間台灣文學的“出土”重現人間﹐似乎形成一股風潮﹐標示著一個台灣文學研究的新時代的開始。同時﹐不知是巧合還是有意配合﹐東方文化書局也在這兩年影印出版了日據時代主要的報紙﹑期刊和文

8、藝刊物﹐包括﹔《台灣青年》六冊﹑《台灣》六冊﹙以上七三年﹚﹑《台灣民報》十四冊﹑《台灣新民報》十七冊﹑《新文學雜誌叢刊》十七冊﹑﹙包括《南音》﹑《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