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社会救济政策及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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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代社会救济政策及兴衰2012-11-19第12版：参考文摘作者：卢周来来源：学习时报字数：1872宋代社会救济政策及兴衰2012-11-19第12版：参考文摘作者：卢周来来源：学习时报字数：1872北宋时期社会救济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专门收养“鳏寡孤独者”，重点是60岁以上无人赡养的老人，还包括孤儿、流浪儿童、残疾人以及基本生活无着的难民饥民。这类机构的名称叫居养院。一类是专门负责收治无钱治病的病人，即所谓“以处民之有疾病而无告者”。这类机构叫“安济坊”。病人进安济坊后，予以免费治疗。还有一类机构，专门负责埋葬居养院与安济坊中故去的人，以及社

2、会上“孤老馁疾致死”后“暴露沟堑者”，叫“漏泽园”。为此，漏泽园还有专门由官家花钱购买的墓地。    宋代社会救济机构设置是自上而下，遍布全国之“各府、州、县、军、监”，构成一个网络。更难能可贵的是，宋代社会救济机构还有一整套以成文法形式规定的制度。    首先，救济对象很明确。其中，在居养院的老人一直供养到送终；儿童供养到15岁成年。而对于在“道路店肆”乞讨无门或生病者，入院后，“官给钱米药饵，候安可日，再给钱米津遣返还乡”。还有这样的规定：军人退役之后，“残笃废疾，不能自存”，则“仰本军随营措置收养”。也就是说，军队也建有救济机构，用以收养

3、退役后生活无着的曾经服役者。这不能不让我惊叹。当然，是否真正符合救济条件，还需要“知州、通判、县令、佐验实”，发现有“冒滥不实”者，不仅本人要治罪，负责核实的官员“与同罪”。法律还鼓励人们举报“诈冒及保明不实”者，一旦举报被证实，“立赏钱一百贯”。    其次，救济所用费用专门由政府列入财政预算根据相关规定拨款。比如，仁宗嘉祐二年的“中央预算书”规定，用于救济机构的财政拨款额度为：“诸道节镇及并、益、庆、渭四州岁赐钱二十万，余州、军、监十万”。这一预算的产生不仅考虑到了各州人口多少，还有更细的标准，即每名救济者接受救济的标准。如宣和二年有法规：

4、“应居养人，日就粟米一升，钱十文。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钱五文。”    最后，救济机构内部管理也有明确的规定。比如，对于一般乞讨者，居养院有规定：“遇冬寒收养，至春暖放散。”安济坊收养病人，“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同时，安济坊延招医生，也有一整套考核制度。漏泽园埋瘵无主死人，规定也必须立碑记，将其情形及今葬字号、年、月、日悉记碑上，以备其后人查找，等等。    正因为宋代救济机构构成一个网络，有一套较完备制度，因此，可谓领今日救济制度风气之先已日久。宋徽宗在政和二年曾御笔：“鳏、寡、孤、独有院以养，病者有坊以安济，死者有园以葬，王道

5、之本也。”这与今日之“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等民生目标相比不仅毫不显粗陋，反倒历久弥新。    总体上看，宋代社会救济制度一直较为完备，也非常有价值，但中间也经历了几起几落。而这种起落都与一个人的命运有关。这个人就是《宋史》中已盖棺定论的奸相蔡京。    蔡京为人之奸诈、为官之贪腐、为相之误国，历史早有定论。但是，宋代社会救济机构之设置却有他的功劳。《宋史》有明确记载：“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院……三年，又置漏泽园”，以践行孟子“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之旨。为推行这一民生举措，蔡京连下命令，雷厉风行，各级救济机构迅速得以设立。崇宁五年，蔡京

6、所代表的新党右派失势，自己也被罢相转而任一闲职，保守派迅速全面反击，连同蔡京推行的民生新政也都受到拖累，社会救济机构的扩张受到挫折。至大观元年，蔡京转任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再次回到权力较中心位置，在其影响下，社会救济机构进入改进和完善时期。期间为加强对机构的管理，政府还特别在居养院和安济坊各派驻军典一名。大观三年六月，蔡京再度罢为中太亿宫使，离开权力中心，旧党再度回潮，蔡京力推的社会救济也因此再度废弛。政和二年五月，蔡京复辅政，在其心腹何执政帮助下，重新恢复居养、安济等法，社会救济机构得以重建。宣和二年，蔡京彻底告别权力中心，社会救济制度很快

7、被破坏。一直到南宋王朝建立，又缓慢得到恢复。    社会救助制度本是得民心之举，仅因为一个人的命运而几度存废，这充分证明了当时在大制度的人治本色下社会救助制度的尴尬处境。更可叹的是，旧党反击蔡京为代表的新党推行社会救助的理由竟然是：救助太过、太广，鼓励了偷懒，荒废了正业。所谓“不养健儿，反养乞丐”；“天下穷民，饱食暖衣，而使军旅之士禀食不继”；“不管活人，只管死户”云云。还有旧党人士以少数冒领、冒滥以及机构内部贪腐案例，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否定整个救助制度。正因此，虽然旧党相对于新党右派总体上占据道德优势，但后世顾炎武回顾这段历史时仍感叹旧党“

8、因人废法”的做法不妥。金中枢教授更直言，“京纵不仁”，但社会救济新法则“非私惠、小慈可比”，“实仁政与现代福利制度之开端”。    （201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