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技术的政治参与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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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技术的政治参与因素分析　　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便利且快捷的渠道和方式，网络技术的政治应用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不证自明的历史进步，也是一种政治社会化的客观规律。根据网络技术发展与社会政治参与的关系理论，网络技术的发展程度与社会政治化水平存在着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而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与结果，就体现为网络技术在政治应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社会政治化水平的促进和阻碍的价值实现。由于不同政治参与公民应用网络技术的背景为所处的不同社会的政治环境、法制环境、社会制度环境等。所以，不同政

2、治参与公民应用网络技术参与政治活动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效果。社会信息化水平、传统管理体制和网络监管程度是影响目前我国公民应用网络技术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的发展程度决定了我国公民应用网络技术进行政治参与的水平。　　一、社会信息化水平影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　　网络技术的政治应用，对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已成为一种社会现实，而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地区只是一种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政治应用的可能性。由于我国社会发展原因，我国经济技术发展实力相对落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信息产业的投资和发展力度相对薄

3、弱，网络技术应用的普及率相对偏低，网络技术对于政治参与的应用和创新在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社会阶层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即“信息鸿沟”问题。从哲学、政治学上来看，“信息鸿沟”问题引发了社会阶层、个体之间对于政治参与的不平等，是引发诸多政治参与问题的技术根源。　　首先，我国的网络技术发展存在着滞后性，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信息鸿沟”。虽然我国网民总体数量居世界第一，但网络普及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巨大。“2016年12月，发达国家互联网普及率维持在70%以上，而我国只有%，到2016年12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攀

4、升至%，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信息鸿沟实际是“南北差距”的信息化体现，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信息技术水平差异上，还体现在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机遇等多方面，发展中国家会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政治参与等方面新的不平等。　　其次，我国的各地区和城乡之间也存在着“数字鸿沟”。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信息化程度较高，而中西部地区信息化程度偏低，而西部地区的信息化程度就更低了。从互联网的普及率上看，“截至2016年底，东部沿海地区省份互联网发展水平较好，普及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北京互联网普及率高达%，

5、上海和广东分别为%和%。基本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较为滞后，网络普及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包括安徽、江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其中江西省排在最后一位，互联网普及率只有%，与北京的%相比，差距悬殊”。　　截止至2016年底，我国城乡网民已达亿，但从网络普及率、网民构成、网络政治应用等三个方面来看，城市与乡村互联网差距还在持续扩大。互联网在城镇的普及率是62%，而在农村仅为%。xx-2016年以来，中国城乡互联网的发展差距逐步由%扩大到36%，“农村互联网发展速度严重滞后于城镇发展

6、速度，互联网在城乡的发展差距在拉大”。通过上述数据的对比分析，可见，我过社会信息化水平较低，网络技术在政治参与和政治应用层面呈现分布不平衡的态势，这也制约着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造成了网络技术的政治应用问题的出现。　　二、传统管理体制影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　　网络技术的政治应用程度依赖于政府管理观念和管理体制的转变，旧的管理体制将妨碍网络技术的政治应用效果。从历史角度来看，当电动机被发明之后，由于旧的工厂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其要求，使电动机所蕴含的强大生产力难以发挥，后来人们调整了旧的工厂管理模式，建立了新的工

7、厂管理体制以后，电动机中蕴藏的强大生产力就如潮水一般迸发出来，迎来了人类历史上一次新的技术革命，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那么，今天的网络技术所蕴藏的强大促进力量也遇到了类似的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先进生产力所引起的经济基础领域的巨大变革，往往受到旧的上层建筑的阻碍。传统的管理体制作为旧的上层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影响网络技术的政治应用程度和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原有的各级政府组织的决策贯彻和机制运行阻碍了网络技术政治应用的实现。原有的各级政府组织的决策贯彻和机制运行一般是通过各级人大民主选举决

8、策和管理人员，并由他们代表公民履行决策、实施、监管和服务等职责。相关学者指出：“代议制加剧了民主的有限性，政府借以‘少数服从多数’或假借民主的名义实行相关专制，侵犯多数公民的合法政治权益。在网络时代下，代议民主制所产生的组织与决策机制可能导致权力异化，网络技术可能被披着民主外衣的专制政府所利用。此外，还有联盟学者指出，网络技术的产生及其在各国、各地区被不均衡的使用，也会产生新的不平等，技术精英的集权统治时代已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