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及南朝的士族与寒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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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東晉及南朝的士族與寒門(參考資料)一、「士族」？(1)毛漢光《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第一章〈名詞標準及研究方法〉(頁1-15)──1.歷史書中對於兩晉南北朝累世官宦家族的稱呼，儘量意義大同小異，但因角度不同，名詞極不一致：從家門盛貴方面看：『高門』、『門戶』、『門地』、『門第』、『門望』；從身份華貴方面看：『膏腴』、『膏粱』、『甲族』、『華儕』、『貴遊』；從權勢方面看：『勢族』、『勢家』、『貴勢』；從家族綿延方面看：『世家』、『世胄』、『門冑』、『金張世族』、『世族』；從姓氏觀點看：『著姓』、『右

2、姓』；從家門社會地位方面看：『門閥』、『閥閱』；從家族名聲方面看：『名族』、『高族』、『高門大族』；從政治、文化、社會諸方面看：『士流』、『士族』。2.用「士族」一詞的原因：一，包涵政治、社會、文化意義，能夠涵蓋累世官宦、門閥社會及家學等內容；二，希望能與歷朝士人政治在名詞上相一貫。3.給士族定出客觀可量化的標準：凡累官三代以上及居官五品以上，可視為「士族」。與「士族」相對的為「寒素」，介於兩者之間的為「小姓」。父祖皆為六品或七品者、父祖有一代五品以上者，以及遠祖為士族，但該族已趨衰微，間仕間歇者，列

3、為小姓。(2)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後論〉(頁275)──東漢世家大族和魏晉士族：「東漢著名的宗族，特點是『世』和『大』，即世代承籍和聚族而居。他們在地方有實力，不論是居官或不居官，社會影響都比較強大。但是，居官者即令是累世公卿，在朝廷也不一定有很大的實權。而魏晉士族，其特點是世居顯位。士者仕也。只要他們權勢在手，濡染玄風，而又慎擇交游，取得名士地位，就算士族。」(3)甘懷真〈中國中古士族研究的幾點構想〉(《臺大中國中古近世史研究通訊》第一期，頁3-4)──研究者常用的「士族」一詞為他稱，趙翼所用的

4、「氏族」和史料中常用的「著姓」才是當時人的認知。這類中古的統治階級的當代名稱是「姓」或「氏」。要重新探索我們習稱的士族一類人，有必要探討從戰國以來的姓、氏集團成立與發展的問題。二、士族的形成1(1)余英時〈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士與中國文化》，頁197)──在武帝崇儒政策推行後，士人的宗族侯逐漸發展。「士族的發展似乎可以從兩方案來推測：一方面是強宗大姓的士族化，另一方面是士人在政治上得勢後，再轉而擴張家族的財勢。這兩方面在多數情形下當是互為因果的社會循環。」(2)唐長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

5、〉(《唐長孺文存》，頁133-143)──魏晉正值士族的形成時期，這些士族主要來自漢代以來的大姓、名士。不過並非所有的漢代大姓、名士都能在魏晉期間躋身士族之流。在晉代，成為士族的條件主要取決當朝的權勢，而非祖先名位；中正定品考慮的亦是「當代軒冕」，而不是「冢中枯骨」。到東晉南朝，士族真正形成，雖然「士庶天隔」，普通人要躋入士流並不容易，但士族內部的高低序列因應當時權勢仍有升降。在南朝時，能以寒微身份躋身士流，並躍升第一流高門的只有蘭陵蕭氏，這除了與蕭氏為蕭梁二朝的帝室有關外，蕭氏以外戚身份起家亦不可忽

6、略，證明聯姻帝室在當時有一定的重要性。(3)毛漢光《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第三章〈兩晉南北朝士族之由來〉(頁48-66)──士族的形成，其一是憑藉政治勢力；其二是憑藉學業世傳；其三是憑藉經濟力量。士族要長久維持家聲，都從學業與品德下功夫。至於經濟力量，藉此而發展成大族的較少，常見於士族發展的最早期，待士族發展成熟而取得經濟特權時，這項途徑便常隱而不顯。(4)蘇紹興〈淺論兩晉南朝士族之政治地位與其經濟力量之關係〉(《兩晉南朝的士族》，頁449-454)──兩晉南朝士族的經濟力量對其政治地位沒有影響。

7、士族起家，是靠政治勢力或世傳術業，而不是財富。士族經營財富，皆藉政治地位而為，非以財富提高或鞏固其政治地位。(5)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後論〉(頁289)──「士族由於際遇的原因，偶有少年家貧而成年以後富者，也有此代貧而下代富者，但不會累世貧窮而猶得稱為士族。正因為他們先人已具備各種條件，包括經濟條件，使其家族得以躋身士族，所以驟遇逆境，雖可能一時貧困，但是逆境既遷，貧猶得富，與常人畢竟不同。」(6)閻步克《波峰與波谷》第七章〈官僚階級的士族化〉(頁119-136)──豪右、官族、學門分別可視為鄉里

8、、官場、士林場所中的世族。士人接受教育，得以入仕居官，藉着官場權勢，強化了財富，而雄厚的財力又保障了子孫接受教育、成為士人。這種「教育─權勢─財富」的循環佔有，環繞「族」而展開，呈現為一種「學門─官族─豪右」的循環，鄉里、官場、士林均可為循環的起點。當中官場與士林互動的因素最為重要，鄉里豪右的身份並非必要條件。東漢士族大多兼有豪右、官族、學門的特徵；魏晉以下的新出門2戶，大抵是名士與官僚的綜合，其來源和形成與豪右的關係不大。此外，漢代的官僚政治較為原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