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宋史探究成就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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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代后期宋史探究成就及特点摘要：明代后期统治基础动摇，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学者们纷纷从前朝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宋史研究进入繁荣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一是以纪传体全面总结宋代历史；二是以编年体梳理宋代历史进程；三是以纪事本末体凸显宋代重大史事；四是以传记类史著补充正史。此期问世的宋史著述在数量上明显多于前期，进一步丰富了宋史研究的成果，弥补了前期研究存在的不足；研究的史鉴目的尤为突出，黜虚征实的思想凸显，史家修史的热情空前高涨，呈现出宋史研究的繁盛景象。关键词：明代后期；宋史；纪传体；通鉴；纪事本末体；宋人传记中图分类号：K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5—

2、0147—045有明一代，受社会政治、民族关系以及学术思潮衍变的影响，宋史研究空前高涨，先后产生了123种宋史著述（现存62种）。从这些著述产生和刊刻的时间来看，洪武至正德时期是明代宋史研究的滥觞与发展期，嘉靖至明亡时期则是明代宋史研究的繁荣与终结期。就后一时期而言，此期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统治基础动摇，学者们纷纷从前朝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以史资治的修史目的尤为突出。有学者认为：“回视宋元，世代不远，人情物态，大都相类。《书》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5宋元固今之夏殷也，所宜为监者”，撰述宋史可以“征往而训来，考世而定治”①。反映出宋史学者适应时代需要的经世致用思想。除

3、了社会现实等外在因素的刺激，从史学自身的发展而言，此期宋史研究的日渐繁荣亦与学者们对前期尚未出现令人满意的宋史著述有关。内忧外患的刺激、经世意识的激励以及史学使命的促动，使得此期的宋史著述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大大超迈前期，取得了突出成绩。细言之，代表性著述中纪传体者有王洙的《宋史质》和柯维骐的《宋史新编》，编年体“通鉴”类著作有薛应旂《宋元通鉴》和王宗沐的《宋元资治通鉴》，两书将宋代历史和元代历史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是首次以编年体撰著宋代历史的史著，堪称明代宋史研究的新现象。此外，关于宋代人物的传记也大量涌现。这些史著大都注重探讨宋朝治乱得失的历史原因，能够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进行反思，反

4、映出明代学者思想的活跃以及黜虚征实的思想倾向。万历以降，又出现了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王惟俭的《宋史记》、钱士升的《南宋书》等史著，在体例、内容和思想上，都是对宋史研究的再一次补充和总结。总之，嘉靖以后产生的宋史著述不但进一步丰富了宋史研究的成果，而且弥补了前期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呈现出繁盛的气象。这种繁荣气象一直持续至明末。一、以纪传体全面总结宋代历史自嘉靖年间始，私家修史之风日炽。鉴于明廷政治的波动以及民族矛盾的加深，宋朝政治的得失兴衰引起了明代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希望从宋代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以助解决现实问题，遂掀起了一股研治宋史的风潮。这种治史风气的出现以当时明廷相关的修史活动为背景

5、。嘉靖十五年（1536），世宗命大学士李时等重修《宋史》②。南京吏部尚书严嵩因贺万寿节前往京师，“辅臣请留（严）嵩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董其事”。不久，夏言擢升内阁首辅，严嵩接替夏言任礼部尚书，修宋史一事遂无疾告终③。其时秦鸣夏等人亦曾“被诏，看详是书。因循岁月，寻复罢去，缺焉未睹成绩”④。明廷的态度以及官方重修宋史的中辍，于无形中诱启了众多学者投入重修活动，热情高涨，使得宋史研究日趋繁荣。嘉靖二十五年，王洙改编元修《宋史》，成纪传体《宋史质》100卷，于嘉靖二十九年刊行于世。是书特点在于以宋为正统，事入《正纪》，帝称天王，将辽、金置于《外国》；同收稿日期：2012—06—06*基金项目：国家

6、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代宋史撰述的文献价值和理论意义》（07CZS004）。5作者简介：吴漫，女，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郑州450001）。时贬元朝为闰纪，去其纪年而以朱元璋之祖虚接年月，以突显明朝正统地位。王洙以辟夷狄、尊华夏的正统史观为指导，于别创义例中蕴含了强烈的经世意识，其从夷夏之防的角度来提供政治借鉴的做法亦是理学渗透及现实刺激下的产物。这也是传统儒士鼓舞士气而常用的特有方法，在客观上的确激励了朝野士庶。以王洙为代表的这种民族意识为明清之际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所继承和发展。顾氏等人于饱尝亡国之痛后隐居不仕，以遗民自居，治国故史乘，也往往借宋史发表议论。稍晚于顾、黄、王的万斯

7、同、全祖望等人以布衣参修《明史》，将民族大义寓于著述之中，实际上也是这种史学传统的延续。嘉靖三十四年，柯维骐撰成《宋史新编》200卷，是明代宋史学者撰出的第二部纪传体宋史著述。《宋史新编》汲取《春秋》与《纲目》书法，以宋为正统，辽、金列于《外国》，以宋末帝顯、帝昰、帝昺入《本纪》以存宋统；于记事尤详于正统皇朝。朱彝尊赞曰：“希斋撰《新编》，会宋、辽、金三史为一，以宋为正统，辽、金附焉。升瀛国公益、卫二王于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