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市圈区域协作的问题与对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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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武汉城市圈区域协作的问题与对策论文..【摘要】近年来，以武汉为首的1+8城市圈之间的区域协作不断深入，然而在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的大背景下，现阶段武汉城市圈的经济协调与协作程度还远远不够，存在协作机制不完善、协作主体不广泛等种种问题。本文在历史回顾与现实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考察武汉城市圈区域协作这一制度变迁，提出武汉城市圈协作制度变迁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制度变迁中次级行动团体发展不足..，主要体现在数量、质量以及协作的主观意愿上，应对关键在于建立稳定有效的利益约束与激励机制以促进政府之外的广大次级行动团体的发展。【关键词】武汉城市圈区域协作制度变迁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让武汉1+8

2、城市圈受到来自政界和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2007年末，武汉城市圈被批准为国家级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为武汉城市圈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外部政策条件不断优化的情况下，城市圈内部机制的完善将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武汉城市圈发展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圈内各城市协作与协调的程度，区域协调和协作将成为今后几年武汉城市圈建设的关键问题。一、武汉城市圈区域协作——一个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1、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在地方分权的行政区经济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一直存在一个难以解决的顽疾，即不同区域之间的各自为政、地方保护与过度竞争。发展资源的稀缺使

3、得临近区域之间时常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非合作状态，这无疑有悖于城市圈发展的内在要求。对武汉城市圈而言，只有打破行政藩篱，使城市间由非合作走向协作，才能真正实现城市圈协调发展。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城市间由非合作走向合作，必然意味着对现存制度的改进与完善，因此完全有理由将其视为一个制度变迁，基于这一考虑，本文引入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希望藉此更深入探析武汉城市圈区域协作中的各方面问题。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是效益更高的制度（即所谓“目标模式”）对另一种制度（即所谓“起点模式”）的替代。制度变迁主要由以下因素共同决定，一是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分配与交换的基础的政治、社会和

4、法律基础规则。二是一次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一般说来，制度环境决定着制度安排的性质、范围、进程等，但是制度安排也反作用于制度环境。三是初级行动团体，是一个决策单位，是制度外收益的发现者，也是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者，是制度变迁的关键因素。四是次级行为团体，也是一个决策单位，主要任务在于与初级行动团体共同推动为获取收入进行的一些制度变迁。根据制度变迁是由利益主体自发引入还是由政府强制推行，可以把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通常认为，制度变迁有五个步骤：第一，由于产品及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市场规模变动、技术进步等原因，若干人或团体预期到正的制度外收益，从而形

5、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或初级行动团体），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该集团一旦觉察到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制度变迁的成本，就会竭力推动制度变迁，扮演着制度变迁的主力军角色。缺乏初级行动团体的国家和地区，制度变迁就变得缓慢。第二，初级行动团体提出制度变迁的具体方案。第三，初级行动团体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推动乃至实施制度变迁。第四，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或次级行动团体），它们是起次要作用的集团，用于帮助初级行动团体获取利益而进行一些制度安排。由此看来，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都是制度变迁的主体，前者是制度变迁的创新者、策划者、推动者，后者是制度变迁的参与者

6、、实施者，并且参加收益的再分配过程。第五，两个利益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并就可能获得的创新收人进行分配。2、武汉城市圈区域协作的制度变迁主体分析对于武汉城市圈而言，武汉虽与周边八市地理位置相邻、风土人情相近，但一直以来都处于彼此分割、各自为政的状态。行政区经济的刚性束缚使得各城市采取非合作的发展策略，引致地方保护、产业同构等种种问题，极大地阻碍了城市圈的协调发展。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尽快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区域习作机制，使圈内城市摆脱分割发展的路径依赖，在这一制度变迁过程中，需要不同的制度变迁主体的共同推动。武汉城市圈内经济主体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的特征，省政府、市政府、企业、个人、非政府组

7、织都是这一制度变迁过程的参与者，并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结合武汉城市圈区域协作历史和现状，可对上述制度变迁的主体作如下划分。（1）湖北省政府：作为一省的最高的权力与决策机构，湖北省政府比较早地意识到建设武汉城市圈对于湖北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提出了城市圈的初步发展战略，并运用行政力量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安排，之后大力推动加以实施，在制度变迁中是毫无疑问的初级行动主体。（2）武汉市政府：作为武汉城市圈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