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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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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考作文的变化“后政治”时代的高考作文 30年来,中国的高考作文题的改变,总是比现实生活慢半拍。它缓慢地从浓厚的意识形态窠臼中向外挣脱,并随着近几年兴起的新课改,摸索着走向了一条新的道路 接到卷子时,蒋昕捷习惯性地先瞄了一眼作文题。这是一道以诚信为话题的作文,并没有让他产生特别的感觉。于是先做前面的,其中的阅读理解是道图文题,上面画了匹很大的马,下面的文字提到了赤兔马,蒋的心里“咯噔”一下,“有了”。 接下来的故事顺理成章:5岁就迷上袁阔成讲的《三国演义》,小学就读过很多遍《三国演义》,甚至连打游戏都喜欢“三国”题材的蒋昕捷,平时就曾琢磨过赤兔马的下落,他根据赤兔马
2、先后跟随吕布、关羽,后病死在马忠之手的情节,杜撰了赤兔马为忠义诚信的关羽殉主的故事。这就是名震中学教育界的江苏省首篇满分高考作文《赤兔之死》的诞生过程。 四五十分钟的答卷过程行云流水,唯一不大习惯的,是连监考老师也不时好奇地走过来看一下。这让他心里有了底,“作文还没写完,我就知道自己肯定能拿高分了。”虽然古白话文谈不上标准,还把年份搞错了,但这些瑕疵显然并未冲淡给阅卷老师带来的惊喜。 “语言非常老练,词汇也很丰富,本来给的58分,后来何老师(江苏省高考语文阅卷组组长何永康)说,既然已经58分了,离满分只有2分了,没有别的大的毛病啊,索性给满分。”参加XX年高考阅卷的金陵
3、中学语文教师喻旭初回忆。 8年后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起考场上的情形,已经成为《中国青年报》记者的蒋昕捷说,自己并未担心用古白话文写作所潜藏的标新立异的风险,“从1999年的《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起,高考作文就已经进入了话题作文阶段,我当时看过何永康老师编的XX年优秀高考作文选,里面早已经有四幕剧和故事新编的形式了。”蒋感叹话题作文赋予他的相对自由,“我比较喜欢叙事,现在到了报社也写不好新闻评论,如果当时规定死了一定要写成议论文,我顶多拿个平均分。” 进入教育部考试中心网站的“普通高考”页面,“高考作文”是与“高考动态”和“考试大纲”并列的三个子项目之一。这个细节或许
4、可以多少看出高考作文在教育部门心中的分量。 “在总分150分的(全国高考)语文科目,作文占了60分——在总分200分的江苏、上海和福建也占了70分,是所有科目里单个题目所占分值最大的题;加上中国科举以文取士的传统意识,让无论是考生、老师还是一般的社会公众,都对高考作文格外重视。”喻旭初如此分析。 喻旭初从1978年恢复高考开始,连续多年参加高考阅卷,“1978年的作文题是缩写《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给了一篇很长的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材料,还没有脱离‘文革’前的政治腔调。”他与南京另一位优秀语文教师曹洪玲有一致的看法,即从新时期恢复高考起,直到20世纪末的20年多时间,主
5、宰高考作文的主流意识形态并未有大的改变,“都是政治演绎或者道德审判。” 可以从侧面印证这个说法的定量分析,来自研究者吴妹喜对1978年至XX年全国统考题文体的统计:1998年以前对文体的要求较严,每一年都规定了只能写什么样的文体,这个时间段里有13年规定了只能写议论文——而这正是演绎政治和道德命题的绝佳文体;1999年除诗歌外文体不限,XX年以后,有时连诗歌都未做限定。 北京市西城区教研中心教研室主任付文昌注意到,历年高考作文题目在设置语境时有过于虚化的倾向:1990年根据小姑娘对玫瑰园的不同看法,描写片断和写议论文;1995年根据寓言诗《鸟的评说》描写片段和写议论文—
6、—都是外国寓言,虚拟的材料。1997年根据小学五年级学生背双腿瘫痪的同学六年的故事,描写片断和写议论文。 与此对应,造成的后果,研究者张怀智在XX年设计过一个实验:在一个32人的班内布置了5篇作文,题目分别是《代价》《珍惜》《年味》《放弃》《荣与辱》,5个题目的共同特点是,均可以现实的社会生活、学生的日常生活作为题材。实验的结果是,在160篇文章中,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仅十几篇。“这说明学生很少把反映现实生活作为作文的主要内容,大部分作文的内容取材于历史人物和事件,有的是编造的人和事,其中还有网络游戏故事。” 1999年被认为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在接受采访的研究者和一线教
7、师中,该年的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被多次提及。而作为当年高考命题的操盘手,全国高考语文命题组原组长张雄对《中国新闻周刊》提起自己的作品,不无得意之感,对于那些准备了满腹套话的考生来说,“这个题目你非得自己去想象不可”。 但在更多人看来,张雄这个举动是一种无奈的应对。1997年11月,《北京文学》以“忧思中国语文教育”为题,刊登了三篇文章,分别出自一位小学生家长、一位中学语文教师和一位大学文科教师,在北京掀起了一场对于语文教育的大讨论。该刊的立场,可以用次年刊登的文章《误尽苍生》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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