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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创新体制的经验教训及其借鉴论文.freelan,1992)。然而,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人们对日本创新体制的评价已发生了很大的逆转,更强调这种体制在信息技术和科学推动等方面所存在的重大缺陷。在综合并讨论这些新观点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对日本创新体制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更全面的总结,并为我国“科教兴国”战略提供必要的借鉴。一、日本战后创新体制的传统优势为何风光不再企业研究与开发实验室的建立无疑是19世纪末最重要的科技制度创新,它为诺思所谓“第二次经济革命”奠定了组织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之后,对于西方发达国
2、家大多数工业来说,企业专业化的研究与开发部门已成为获取新的科学知识和从事技术(产品与工序)创新的主导科技制度。它与占支配地位的垂直一体化产业组织相适应,为战后美欧经济的繁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西方发达国家主要工业部门的创新乏力日趋明显。罗思韦尔(Rothada,2001)从企业开发研究的组织与行为角度揭示了日本企业技术创新的特点。首先,“经常性研究经费”在全部研发经费中所占比例不到一半。另据研究,在日本企业的研究课题中,由研究者提出的仅占47%,而由业务经营部门提出的则达到40%。其次
3、,在日本企业中,研发人员的“进身之路”是从研发人员到项目管理人员,再到生产、销售和计划等部门的主管。因此,无论是从获取经费还是从考虑将来的晋升机会角度出发,日本企业的研发人员都把“技术性研究”放在了“创造性构思”的前面,基础性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一般说来,创新经济学家们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创新活动:渐进创新(incremenralinnovation)和激进创新(radicalinnovation)。渐进创新或多或少地是连续的事件,它通常不是深思熟虑的研发活动的结果,而是工程师和其他直接参与生产活动的人员的发明
4、和提出的改进意见的结果(“干中学”),或者是用户首创和建议的结果(“用中学”)。渐进创新虽然对提高各种生产要素的效率是极端重要的,但它只表现在现有产业的产出范围及其效率的改进上,而不能创造新产业。创造新产业的活动主要是由激进创新所完成的。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汽车不可能从马车技术的改进中产生,激进创新作为不连续的事件,目前通常是大学、企业和政府实验室中深思熟虑的研发活动的结果。一般说来,激进创新是导致产业结构演进的主导力量,它会产生基本的产品创新,但它必须由长期的和大量的渐进创新所支持,才能使新生产业成长为在经济
5、体系中产生扩散性影响的主导产业,因而,工艺创新就成为渐进创新的支配力量,它对生产率稳定增长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按照这种理论,日本创新体制在工艺创新上的优势无疑是世界第一,它是由战后日本追赶型经济的性质所造就的。但当这种追赶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结束以后,日本创新体制的历史局限性就变得越来越明显。因此,与美国的“新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日本在许多国际竞争领域中跨入领头羊行列之时,她不得不因基础科学研究的落后,由于缺乏主导产业和内需难以启动等,从而饱受长期经济危机之苦。实际上,日本创新体制的缺陷不仅表现在对基础
6、研究的投入不足和重视不够,更主要的是这种以渐进创新为基础的“追赶型”体制在制度结构上无法适应新的产业革命对激进创新的要求。首先,从创新体制的刺激结构来看,激进创新受制于个体独创性的动力不足。与美国专利制度相比,人们在日本更容易获得专利,但与专利相关的权利并未得到很好的保护。因为每个企业可以低成本和低风险地利用竞争对手的创新,所以这种制度对于渐进创新和整个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可能是有利的,但它对激进创新却起到了阻碍作用。由于渐进创新是由大量的、局部的和“微小的”改进所构成,在很多情况下难以申请专利,所以,现场改革和
7、团队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协调机制,这是日本战后创新体制在汽车等传统制造业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然而,激进创新是以产品创新为主体的,它往往是由少数天才的灵感而来,严格的专利保护制度对于快速地推出新产品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刺激作用,日本在激进创新上所存在的许多困难受制于战后创新体制由于路径依赖而导致的锁定。其次,从激进创新的特征来看,日本政府作用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对汽车和电子等产业技术发展的直接干预之所以成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产业的创新活动是以渐进创新为特征的。对于落后国家以追赶为目标的渐进创新
8、来说,由于技术范式已定,风险程度较低,信息较充分,发达国家大量的经验可以学习,因而政府干预成功的可能性较大。然而,对于激进创新来说,这些做法则是非常不适合的。大量经验研究说明,激进创新在其结果的不确定性上远远大于渐进创新,这不仅仅指缺乏有关已知事实是如何发生的信息,更根本的因素还包括存在着尚不知晓如何解决的技术经济问题,准确地追踪其行为的结果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于激进创新来说,大量的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