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量词的量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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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语量词的量和质量词是表示计算单位的词，说得再细一点是：表示人、事物或动作行为单位的词。汉语拥有丰富的量词。论者公认丰富的量词是汉语的一大特点，特别是相对于印欧语系各语言，这一特点就更显得突出。早在1867年，英人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在《语言自迩集》中列举汉语量词多达65个，书中称它是“陪衬的字眼儿”，计有盏、张、阵、乘、剂、架、间、件、只、枝、轴、句、卷、炷、处、串、桩、床、方、封、幅、副、杆、根、个、棵、颗、口、股、块、管、捆、粒、领、面、把、包、本、匹

2、、疋、篇、铺、所、扇、首、抬、担、刀、道、套、条、贴、顶、朵、垛、头、堵、堆、顿、座、尊、屋、位、文、眼等“字眼儿”。在外国人看来，这65个量词已经够多的了，然而，这并不是全部。所以，论者说“丰富的量词是汉语的一大特色”，一点也不为过。     汉语量词的丰富，同时表现在量和质两个方面。     量的方面，汉语量词多，这表现在现在仍在使用的和历史上曾经使用的。前者数量大，如：     《铁马集》收入1931秋至1933年间创作诗四十首，其中包括《在前线》的四首，是诗人二十岁到二十二岁期间的作品。 

3、    (蓝棣之《梦家诗集·前言》)     可是在天坛里，有一处“小皇宫”却往往被人所忽略，这座“小皇宫”就是位于天坛西侧的“斋宫”。     (周简段《神州轶闻录·皇宫城阙》)     鲁迅在逝世前二十多天，写了他最后的一篇杂文：《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那时，他正在一场大病之后……(徐铸成《报海旧闻·从“苏 报案”看清末的报界》)     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房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     (郁达夫《故都的秋》)     我包定的那只小船，在天空大把撒着雪子时

4、已泊了岸，从桃源县沿河而上这已是第五个夜晚。(沈从文《鸭窠围的夜》)     这条街、这个建筑物开始在我的眼前隐藏起来，像在躲避一个久别的旧友。     (巴金《爱尔克的灯光》)     疯叔驮着他向后山爬去，找个背风的地方，笼起一堆火，把一个蛋，两穗青包米，或者是几个土豆扔进火里，烧得半生不熟的，爷儿俩就你一口我一口地吃起来，边吃边哈哈大笑。(张雅文、远方《趟过男人河的女人·死不瞑目的疯子》)     海风里早含着燥热，胖人身体给炎风吹干了，蒙上一层汗结的盐霜，仿佛刚在巴勒斯坦的死海里洗过澡。(

5、钱钟书《围城》一)     例一中的“首”，例二中的“处”“座”，例三中的“篇”“场”，例四中的“株”，例五中的“只”“把”，例六中的“条”“个”，例七中的“堆”“穗”，例八中的“层”，均为现代常用的量词。     后者数量相对少于前者，但总体数量也不是很少：     天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     (《汉书·枚乘传》)     汉王赐良金百溢（镒），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史记·留侯世家》）     南北盐均以四百斤为引，今权豪家多取

6、至七百斤。(《续资治通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     (《诗经·魏风·伐檀》)     孙桓子还于新筑，不入，遂如晋乞师。臧宣叔亦如晋乞师。皆主卻献子。晋侯许之七百乘。     （《左传·成公二年》）     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这一类多与古制度量衡等计量单位有关。例一中的“钧”，《考工记·栗氏》：“为量重一钧。”注：“重三十斤。”例二的“溢”，同“镒”，古衡名，《孟子·梁惠王》“虽万镒”

7、注：“二十两为镒。”《国语》谓：“二十四两为镒。”例三“引”，元代衡名，多用以计盐，明制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例四“廛”(ｃｈáｎ)，本指一家之居，《说文》段注：“古者在野曰庐，在邑曰廛，各二亩半。”也解作“一亩半”，《伐檀》中多解作“捆”。例五的“乘”，音ｓｈèｎɡ，春秋时代兵车一乘由四马驾车，《诗经·小雅·六月》：“元戎十乘。”也指一车四马配备甲士三人步卒十人，如本例。例六的“舍”，指军队每住宿一天所行的路程，约三十里，三舍指九十里。随着古今度量衡制的变易，这类量词多被今词代替，但有些仍在某

8、些定型词语中使用，如“一发千钧”“退避三舍”等。     如果说数量多是汉语量词丰富的明显特征，那么，质的内涵深厚则更能体现汉语量词丰富性的特征。     通常人们习惯于将汉语量词分为名量词与动量词。名量词是表示人或事物单位的词；动量词是表示动作单位的词。名量词的数量多，是支撑汉语量词“量大”的主体，而其构成成分多来源于其他类词，特别是名词。有些语言著作将其列为名词的附类，也是基于此种考虑。     这类量词的特点有五。第一是与所联系(或修饰限制)的名词有密切的内在一致性。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