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世界观文化论战与知识的再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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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科學世界觀、文化論戰與知識的再分類（發言提綱）汪暉科學世界觀與現代社會科學概念的廣泛運用構成了20世紀中國思想的主要特徵之一。在晚清以降的中國思想氛圍中，科學是解放的象徵和召喚，也是各類社會文化改革的客觀根據。作為一種替代性的公理世界觀，科學不僅證明了新文化人物所期望的變革的必要性，而且也提供了這種變革的目標和模式。科學的力量在於它將普遍主義的世界觀與一種民族主義的/世界主義的社會體制密切地關聯起來，最終通過合理化的知識分類和社會分工將各種類型和取向的人類生活囊括在它的廣泛的譜系內部。作為一種對客觀真理的理解的科學概念

2、為新文化運動提供了社會歷史變革的“必然性”，從而後者能夠以客觀真理的概念跨越事實與價值的二分法。事实的真理与价值的真理能否如此明晰地区分开来，是另一需要探讨的问题。这种二分法的普遍化是和近代西方思想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從新文化運動的主流來看，陳獨秀、胡適、吳稚暉、丁文江等人是當時知識份子的激進派，他們的“科學興趣”源自對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化的關懷。例如，在實用主義的影響下，胡適把科學等同於方法論，他自己並沒有意識到當他把這種方法運用于政治、道德和人文學術時，其中已經蘊含了一種認識世界的框架。從新文化運動的邊緣群體來看，那些

3、對科學的絕對統治地位進行質疑的知識取向也被納入了一種合理化的知識體制之中：無論是從“文化差異”出發對西方科學文明的挑戰，還是從道德、審美或情感等領域的自主性出發對科學主義的質疑，都被轉化到一種體制化的、合理化的和科學化的知識分類和體制框架內部。梁啟超、梁漱溟、張君勱以及《學衡》派的思想的、知識的和社會的努力體現的正是“文化”、“道德”、“審美”、“情感”等範疇逐漸被轉化為現代教育和研究體制的特定領域的命運。科學及其引發的自然觀的變化不僅支配了我們關於自然的知識，而且也規劃了我們對於社會和我們自身的認識。丁·拉维茨概括所谓的

4、科学的“意识形态”，即科学家和非科学家都具有的科学概念，他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历来具有三个成分：科学作为对工业具有重要意义的技术，科学作为有其自身价值的知识形式，和科学作为摆脱独断态度的一种手段。WilliamLeiss,《自然的控制》(TheDominationofNature(BeaconPress,1974))，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出版社，1993，页4。從這個角度說，科學的“公理世界觀”改造、置換和取代傳統的“天理世界觀”2929的過程構成了現代思想轉變的一個基本方面。這一新世界觀為現代社會的知識的和體制的分工和專業

5、化過程提供了根據。從科學及其社會運作與國家建設的關係來看，科學問題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問題，科學的公理觀取代天理世界觀的過程體現了社會主權形式的巨大轉變。現代國家的主權是一種世界政治體系和經濟關係的產物。伴隨現代國家在貿易、軍事和外交等方面的主權地位的確立，社會內部的經濟、政治和道德關係也隨之變化，其標誌為：一，以民族—國家的形式主權體系改造原有的帝國體系，在單一主權的概念之下建立人民與國家的統一關係，一方面瓦解原有的多元權力中心的帝國體系，另一方面以單一主權的形式確立民族—國家與其他政治實體的國際關係；二，帝國權力或皇權代表

6、著一種多樣文化關係中的群體關係，而民族—國家則將這一多元文化關係的群體關係構想為一個整體的人民主體，從而將主權與一個具有單一意志的人民納入民族的框架之內。這就是“民族之人民”的概念的起源。這一人民主權概念的形成與民族—國家體系的主權關係的形成是相互促進的。現代國家對人民的構想並不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工程，而且更是以國家主權為依託進行的社會再造工程。三，人民的形成需要以法的形式將個人從族群的、地域的和宗法的關係中抽象或分離出來，並建構成為形式平等的國家公民，後者以個人的或集體的形式參與到國家主權的活動之中。這一政治過程同時伴

7、隨著工業的發展、都市的擴張、貨幣權力的增長、行業性社會組織的形成，以及市場體制的建立等等，所有這些方面極大地擴張了對自由勞動力的需求。現代國家的法權體系最終以個人財產權為核心來建立形式平等的個人權利即是這一雙重過程的產物。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法權體系的非身份性的個人原則體現了社會體制變遷的內在要求：民族—國家的主權形式與帝國時代的法律多元主義不能匹配；以士紳和村社為中心的地方性的社會網路也無法適應國家的和工業的社會組織形式。這兩個方面都要求著在自然權利觀念主導下的一種個人的自主性。在這一背景之下，實證主義和原子論的科學觀從自

8、然觀的方面提供了一種新的社會構成原理，即將個人視為社會的形式平等的原子，並通過自我或主體性的概念將個人從各種血緣、地緣和其他社會網路中抽象出來，從而一方面瓦解了天理世界觀與宗法、血緣及地緣共同體之間的內在聯繫，另一方面改變了政治主權的構成原理。科學思想在反對宗法、實行共和等道德/政治方面所獲得的道德優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