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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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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启蒙”与“新法家”的意义——之三法家之所以成为我们无法绕开的话题,在人们容易接受的“习惯”上讲,是因为荀子乃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老师,而法家本身又导源于儒,尽管其思想成分中还含有道、墨诸家的因素。那么,法家所受于儒家者何?梁启超认为,一是礼与法的同质性,二是儒家的“正名定分”说,三是荀子的“法后王”说。因此梁称:“(礼)实几与狭义之法无甚差别。……故荀子之学,可谓与法家言极相接近,韩非以荀子弟子而为法家大师,其渊源所导,盖较然矣”(《先秦政治思想史》)。郭沫若亦认为,“法家导源于儒,商君的主张耕战其实也就是孔子的‘足食足兵’,而法与礼在本质上也并没有多么
2、大的差别”(《十批判书》)。只是,当提及儒法关系,尤其是提及法家思想的近现代转化时,学界则往往欲言又止,甚至有点讳莫如深。究其原因,我以为大体有以下三点:1,历史上秦朝尚法的结果,曾给中国带来过空前巨大的兴亡教训,所以从贾谊到谭嗣同,后世儒者都对法家骂口不绝;2,20世纪30年代由陈启天等“国家主义派”创生的所谓“新法家主义”,具有把中国推向军国主义深渊的危险性和明确的反共倾向;3,对“四人帮”时期旨在整人的“儒法斗争”运动,人们至今余悸在心,恐惧有加。这恐怕也是李泽厚关于黄宗羲是“具有某种近代意义的‘法家’”等评断,容易被他为魏源正名时所提出的“一般”性
3、问题所抵消的原因,即:“一般地说,作为先秦特定思想政治派别的儒法两家,不应作为一种超阶级超时代的抽象框架,用于全部中国史或思想史哲学史;特殊地说,更不能把它们作为近代中国史或思想史哲学史的斗争线索”(《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但是,对法家的偏见、回避甚至批判,其更深层的原因应该是人们过分拘泥了它的工具性后果而遗忘了它的原理意义。当我们发现术与势这些手段的运用效应只能发生在某种特定的而且事实证明已经过时或接近过时的时空范围内、却又明显感到比术势表象深邃得多的法家原理完全可以解说当下时空的日用人伦时,对这一原理的发掘和重视便具有了表象拘泥所难以企及的深刻意义。事
4、实上,中国经济生活的主调已经由农业文明日益走向产业文明和商业文明——这是一个真实而庞大的话语背景。不管我们愿意与否,生活中的主流话语都只能从此发生,人们的基本是非标准也只能由它来掌握。于是,法家那些可用来对现实作积极理解和推进的务实原理,就使传统认识行为仅仅满足于对荀学意义的发掘,显得作用有限。法家的原理究竟是什么呢?我以为主要是它的“人情论”。这里的“人情”,指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属性,即“好利恶害”和“趋利避害”。这是现实社会中人的普遍和一般表现特征。其经典表述为:“人莫不自为也”(慎到))、“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管仲)、“夫安利者就之,
5、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韩非),等等。如前所述,思孟对道家的“迎战”和“被俘”,使儒家思想中出现了至今无法兼容的巨大悖论,即“自然道德”与“社会伦理”的难以璧合。法家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由于它的对待物刚好是先天的“性善”或“性恶”的“人性论”,唯此,它反对价值判断,主张事实判断;排斥道德主义,强调利益主义;蔑视理想主义,崇尚现实主义……。孔子“罕言性与天道”和荀子“天人相分”思想在这里得到了继承,惟人类社会才有的政治学原则——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原则亦在此首次得到整理,即:“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韩非)。法家看上去让人感到可怕的直白
6、表述,在当时,却未尝不是实理。法家和具有法家倾向的思想家固然都把人能否“群”(荀子)或能否“公”(韩非)作为一个社会可否成立的基础,也都把“礼乐刑政”视为社会治理的最有效手段,但是,后世的政治认识,却容易忽略社会所赖以成立的基本前提,即作为“情”之体现的“欲”与“礼乐刑政”的无法切割。其内在逻辑是:人对人和物倘无欲求,便无法形成人际关系和物的分配关系;无法形成人际关系和物的分配关系,就无法形成人类社会;而没有结成人类社会,社会规矩便无从产生;社会规矩无从产生,也就无所谓“礼乐刑政”了。所以荀子谈“礼”,一定要从“欲”说起;而韩非论“法”,也只能由“好恶”推
7、出。正惟如此,荀子才反对以“无欲”“寡欲”作为社会治理实现前提的空想:“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导)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有欲无欲,异类也,生死也,非治乱也。欲之多寡,异类也,情之数也,非治乱也。”(《正名》)这显然与孟子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主张适相对垒。韩非把人情之“欲”甚至上推至被儒家推崇备至的“三代”圣人,认为尧、舜、禹、汤、武,既非禅让的楷模,也不是“以有道伐无道”的圣君。实际情况应该是:“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圣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只因为
8、大家都是社会中人,是社会中人,便离不开人情“趋利慕势”之“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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