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及传承 谨守及变通

《守望及传承 谨守及变通》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守望及传承谨守及变通摘要：历经两年辛劳编纂，《中华大典?法律典?法律理论分典》以790万字的四大卷巨秩奉献于世人。编纂者满怀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守望之责与传承之殷，在资料收集的范围上突破“律令体制”的框范，回归“礼法体系”的本貌，并创制了一套通古达今的编纂体例。为了使清末法律人物能进入大典，破格辑录有关他们生平的资料。但在出版前一刻忍痛斧削金文资料也感到无奈和不解。在谨守《中华大典》编纂原则和规则前提下，编纂者对资料的排序、抬头等技术细节上有所变通。关键词：《中华大典?法律典?法律理论分典》；编纂原则和规则；谨守与变通中图分类号：DF08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

2、issn.1008-4355.2012.03.01盛世修典。《中华大典》堪称一代匡世名典。5《中华大典》是一项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该工程于1989年开始试典，1992年正式启动编撰。作为一部中国历代汉文字古籍的新型类书，《中华大典》分为24个典，包含100多个分典，收入两万多种古籍，共约８亿多字，是《永乐大典》的两倍多，是《古今图书集成》的4倍多，将超过中国所有古代类书字数的总和。《中华大典?法律典》有《法律理论分典》、《刑法分典》、《诉讼法分典》、《民法分典》、《经济法分典》、《行政法分典》6个分典组成，总字数6-7000万左右。它续600年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编纂于明

3、朝永乐年间，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其他百科文献，与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和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相比，都要早300多年，堪称世界文化遗产的珍品，也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大型古代类书。《永乐大典》共计有22,87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0,095册，全书字数约3亿7千万字。据粗略统计，《永乐大典》采择和保存的古代典籍有七、八千种之多，数量是前代《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的五、六倍，就是清代编纂的规模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也只有1万卷、1亿6千万字，不到《永乐大典》的一半。清代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收书也不过3,000多种。《

4、永乐大典》的规模更是西方同时代的典籍所望尘莫及的。《永乐大典》屡遭浩劫，大多亡于战火，今存不到800卷。雄伟博大之类书气魄，贡献于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之伟业。编纂《中华大典》是国家的一项文化发展战略性决策。作为出版工程，有关部门给《中华大典》戴了四顶帽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的重大文化出版工程”、“国家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出版工程项目”、“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十一五’5国家重大工程出版规划之首”、“国家出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见《中华大典?法律典?法律理论分典》扉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巴蜀书社2011年11月第一版。这样的定位在当今出版界已经高得无法再高了。《中华大典》当

5、然应成为传世之作！成为中华文化传承之作！成为国家文化宝库的镇馆之作！成为国礼之作！感谢时代，让我们际会修典伟业。一介书生，机缘巧合，能参与《中华大典?法律典?法律理论分典》的编纂，贡献所学，亦足以不负平生，能不殚精竭虑？！历经两个多年头夙兴夜寐的努力，《法律理论分典》终于在2011年11月正式出版，2012年1月印装完毕。当厚厚的四大卷分典送到案头，望着那大气、典雅、精美的装帧，闻着那熟悉的、淡淡的墨香，欣慰之余，不禁百感交集。在现代法理学理论和分类的指导下编纂《法律理论分典》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大胆尝试。如何既尊重古籍文献、避免削足适履又服从《中华大典》经目纬目体例格式，如何既保留

6、中华古代礼5法范畴体系和理论特色又适应现代法学理论逻辑和思维方式，如何既谨守《中华大典》编纂原则和技术规范又能根据中华古代法实际有所权宜和融通，如何才能寻求到一种通今达古、充满古香古色又能让现代人看得懂的《法律理论分典》编纂体例和标题用语体系……面对一系列的如何，真是令人费尽心思、绞尽脑汁。重读着几乎能背得出的《法律理论分典?说明》见本文附件1。，回忆的闸门轰然洞开，一发难收。就势把《法律理论分典》编纂过程中一些思考整理成几个片断公诸于世，一来与读者分享，二来求方家指教。一、关于《法律理论分典》资料收集的范围《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给各个分典在资料收集方面定的原则是“竭

7、泽而渔，应收尽收”。问题是，涉及到中国古代法律理论这个领域，“泽”有多大，鱼有多少，让人颇费周折。中国法律制度史创设百多年来，其各种教材，以及通史、断代史著作的编撰，主流体例少有脱离“律令体制”的轨道。照“中华法系是律令体制”5“律令体制”是日本法制史学的概念。日本著名法制史学者中田薰、仁井田陞、池田温等认为，中国古代法以“律”为中心，令、格、式等都是“律”派生的；律令在中国古代从秦汉到明清一以贯之，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作为国家法具有优越性。有关观点可参见：中田薰《古法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