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的穿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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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学的穿越性曾经与一位朋友谈起：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出诸多西方20世纪文学的经典，但就是说不出几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为什么我们今天对那些80年代的获奖小说，已不敢轻易再说优秀了？而再过20年，我们会不会对我们今天评出的各种获奖小说，产生同样的尴尬？而可能在历史上留下来的作品（如金庸的《鹿鼎记》），也许因为它不符合我们的时代性要求而根本获不了奖呢？“晚生代”小说的问题，究竟是在脱离社会和人生，还是在没有写出自己对性与私生活的“个体化理解”上……于是我想谈的一个问题是：从新时期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再到80年代、90年代文学提法的出现，现有的文学研究存在着一个不易被察觉的局限。那

2、就是大家都在以文学的写作内容和生存形态为研究的视角，以文学的时代性变化来考察文学的价值，比如文学是一元还是多元，文学是写时代、人生还是写性、个人琐事，文学是从属现代启蒙还是与现代启蒙无关，文学是介入社会还是脱离社会，文学是纯的还是不纯的，其实均是一种不能触及文学性问题的讨论。而真正的文学是以能穿越时代与性、启蒙与非启蒙、纯与不纯的要求、建立一个“个体化世界”为目的的。首先，我觉得以文学的时代性内容来考察文学，还是以文学穿越时代的个体化努力来考察文学，是衡量文学研究文学性强度的第一点。如果说，“20世纪中国文学”观是以“现代性”为其坐标，并由此梳理出中国20世纪文学在西方近现代文明冲击下发生

3、的变化，那么我想说：这种变化与文学性没有必然的关系。其典型例证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阻碍中国古代文学的辉煌，而中国现代文化也并没有催生出比古代更为优秀的经典作品。至于四大名著和鲁迅的后无来者，也同样说明文学现代化并没有使我们的作品增强其经典性。这使得以“现代性”为坐标对文学的把握，只能把握出文学从属于时代变化的内容，但难以把握出文学穿越时代实现自身的程度——而这种程度，是不能用现代性、时代性来解释的。所以同样是“人的文学”，我以为鲁迅对简单的反封建持怀疑态度的《伤逝》，在文学性上就优于娜拉出走的中国版——巴金以个性解放为主旨的《家》。因为巴金的《家》符合时代要求，而《伤逝》则不是时代要求可

4、解释的。同样，当我们将80年代文学定位在反封建的现代文化启蒙上，将90年代文学定位在大叙事与小叙事的冲突上，这种把握也只能是把握文学的时代性变迁，而把握不到这两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好作品和差作品之文学性问题。因为时代性总是以共同性为特征的，我们可以说80年代的共同性就是反封建的一元性，90年代的共同性就是价值中心解体之后的多元性，但我们却不能说一元化写作的文学性强，也不能说多元化写作的文学性强。因为80年代文学虽然倡导文学和社会、历史、人生之结合，但这在根本上是一个文化性课题，而不是文学性课题。文化现代性课题可以要求作家共相性地写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压抑以及由此导致的愚昧和绝望（《小鲍庄》、《

5、虚构》、《黄土地》等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而文学性课题却要求作家对群体化的文化理解再进行个体化的理解，使共同理解变为纯粹的个体理解，并由此衍生出独特的文学观和文学意味。莫言的《红高粱》之所以在文化寻根与文化批判小说中略胜一筹，正在于他打破了共同的对传统沉重的类型化抒情模式，而以个体化美学眼光，表达出对传统的一种我称之为戏谑、稚拙的理解。于是，传统不仅在莫言笔下生机勃勃起来，而且也在莫言笔下呈现出复杂、惆怅的意味。同理，如果说存在主义是20世纪的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母题，那么简单地演义其观念还是对其进行个体化穿越，就构成残雪、余华和昆德拉在文学性上的差异。尽管我以为残雪和余华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已十

6、分出色，但他们早期作品中共同的“冷酷、阴暗”的格调与意蕴，比之昆德拉在轻重之间的独特幽思，还是离观念化的存在哲学更近一些，并因此减弱了作品的文学意味。以此类推，90年代文学以“晚生代”写作为标志，其时代性要求突出表现在对日常生活、私人琐事和性欲快感的抒写，以疏离与社会人生密切相关的启蒙性文化母题——但这种把握除了很容易走向道德和社会评价，与文学性问题同样是无关的。诸如“晚生代”作家脱离社会和历史，不关注底层人民的疾苦，又如何能写出有深度的文学或好的文学呢？这种以80年代文学的时代性眼光和文以载道的思维方式对文学的批评之所以是有问题的，原因即在于：要说关注底层人民疾苦，那么博尔赫斯就可能什么

7、也不是，甚至曹雪芹也不太够格；如果说写个人欲望（诸如性）要写出社会历史的深度，那么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劳伦斯的《查特莱妇人的情人》似也过于肤浅；要说作家不能仅仅写日常生活，那么无所事事看着夕阳西下、与时代生活似乎无关的张爱玲便也有问题。所以写一个人参加革命，和写一个人喜欢看漂亮女孩，都只能写出文学的共同性，而不可能写出文学的个体性。其次，如果文学存在着时代的划分，那么这个时代是以文化的变化为标志，还是以文学观念的变化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