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及其历史书写问题的反思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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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当代文学及其历史书写问题的反思的论文也许，仅仅简单以“历史”与“文学”的方式描述当代文学及其历史书写会失去当代文学自身的本来面貌，因为，在当代文学的历史构造中，“文学”常常发生文化意义上的泛化以及后来者的视野，会使当代文学呈现另一番面貌。当代文学本身天然的近距离以及不断演进的轨迹，已使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在缺乏历史沉积的过程中，常常表现出一种相应的不确定性。然而，作为一门与现代大学教育体制有密切关系的学科，“当代文学”无论从学科建设还是从显现历史的角度上看，都需要不断进行“经典化”的检视，并在不断探索新途径的基础上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重新书写”，而本文“历史”与“文学”的共构所要阐释的内

2、容也正与此相关。一考察当代文学及其历史书写，即当代文学史写作的系列相关问题，首先必须明晰的是“当代文学”的涵义及其生成的过程，不过，作为一个隐含的前提，则是“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史”之间存有的差异。勿庸置疑的是，当代文学史应当是当代文学的文本书写，它的叙述形态、史家的主体情怀特别是要揭示当代文学在“当代”范畴内展开的逻辑关系，都使得它与真正原生态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区别开来，不但如此，从一种历时性的角度衡量，当代文学史由于治史者本身的“客观限制”，也必然会以“年代”的方式（比如，当代文学史最是要注明其写作截至哪一年）滞后于内容更为广阔的当代文学。但是，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或者至少是意识印

3、象则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史并没有什么过多的差别。.至于究其原因，除了大学教育体制以及文学史已将杂乱无章、充满偶然的历史进行了一次适合人们阅读的历史重组之外，关键还在于“文学史”及其“经典化序列”确立过程中，赋予自我的历史性权力。这样，在审慎的看待两者的交叉与区别之后，我们不难得出：妄图以文学史的眼光，追逐当代文学的脚步并进一步走向开放性的历史空间，总是一件难以确定、底气不足的事情，因此，对于众多研究者而言，在反复权衡可信度之后，总会将目光再次转向“历史”。与英文contemporaryliterature不同的是，在本土特定的话语场特别是主流话语体系当中，“中国当代文学”并不

4、是一个被自然赋予的、指代“当前”、“当下”正在发生、进行的文学，即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当代”并不仅仅从属于一个时间范畴，而是一个具有特定历史、性质特征、社会内涵的概念，它与传统文学史划分的“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一起，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不同性质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作为一次概念的生成与知识谱系的展开，意识形态话语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艺政策又为其最终出现预设了“规训”的前提和范围。尽管，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习惯在套用“当代文学”这一概念，并在不断探究其内在的性质的过程中，对其命名产生了“越界性”的质疑，但是，对于当代文学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前提，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

5、的重视，自然，这是不利于“当代文学”以及与其有着天然关系的“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在经历多年的研究和细致清理史料的基础上，洪子诚先生在《“当代文学”的概念》一文中曾令人信服的对“当代文学”的概念生成、发展乃至断裂进行了描述。在文章中，洪子诚曾指出：“当代文学”这个概念和“现代文学”一起，出现于50年代中后期，而在此之前有关“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文学史论著和作品选，大多使用“新文学”的名称。这种表面看似突然的更替，其实是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演变规律的[1]。由于建国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从40年代初期延安文艺整风和文学实践中“获取”与“提升”的文艺政策成为当时文艺界的指导思想，因而，“当代文学”

6、无疑是与40年代的文艺政策特别是领导者的“讲话”有着“直接渊源”的继承关系。作为出版于50年代初期，常常被视为是“第一部”“力图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2]的新文学史，即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虽然，在具体写作上“力图”贯彻《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文艺指导思想，但是，这本文学史在具体作家、作品的选取与品评上，却总是显有一种“不彻底性”，因而，它在出版之后不但多次受到批评，而且，这种批评的本身也为再度贯彻“思想”，进行符合时代潮流的文学史写作的出现营造了“空间”。在可以作为建国之后长期指导当时文艺政策和文艺事业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7、》、《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论著当中，毛泽东曾以“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展现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等论断区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3]以及未来要达到的“社会主义”的几个阶段，而且，这几个阶段渐次发展的等级含义在当时都是不言而喻的——在不断“减缩”概念的基础上，以对应着“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现代文学”来取代“新文学”概念，正是后来组织编写《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