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民本与人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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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家的民本与人权论文一关于儒家的民本与民主的关系，我在《中国的民本与民主》一文1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民主（democracy），就其基本的或主要的涵意而言，是指一种与君主制、贵族制相区别的由人民治理（thegovernmentbythepeople）的政治体制（或管理形式）。我认为，儒家的民本（regardingthepeopleasfoundation）与君主制相联系，它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人民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freelanrights）是近代以来不断发展进化着的观念。“第一代人权”2是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2、Locke,.freelasPeine,1737-1809）指出，各种政府由之产生并据以建立的根源可以归结为三大类：“第一，迷信。第二，权力。第三，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人类的共同权利。”“第一种是受僧侣控制的政府。第二种是征服者的政府。第三种是理性的政府。”“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发现，政府不是出自人民之中，就是凌驾于人民之上。”3就每个人的天赋权利构成公民权利的基础而言，潘恩说：“政府的主权作为一种权利只能属于人民，而不属于任何个人；一国的国民任何时候都具有一种不可剥夺的固有权利去废除任何一种他们认为不合适的政府，并建立一个符合他们的利益、意愿和幸福的政府。”4与以上思想相对照，

3、儒家的民本思想中包含了为了保障人民的利益，“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的意思。就孟子所说“天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孟子·万章上》）而言，甚至可以说儒家的民本思想中部分地包含了“政府的正当权利，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的意思。然而，儒家的民本思想中并没有真正设定人民的天赋权利、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它们的不可转让、不可剥夺。儒家所设想的政府，是根源于“社会的共同利益”，而不是根源于“人类的共同权利”，而秦以后的历代王朝虽然仍挂着“天命”和“民本”的招牌，但实际上如潘恩所说，是“建立在暴力之上，将利剑冒称王笏……为了利

4、用每一种有利于自己的手段，他们把欺骗和暴力相结合，建立了一个他们称之为神权的偶像”5孙中山先生曾把美国总统林肯所谓“thegovernmentofthepeople,bythepeople,forthepeople”译作“民有、民治、民享”，他说：“要必能治才能享，不能治焉不能享，所谓民有总是假的。”6我认为儒家的民本思想中包含了民有、民享的意思，但惟独没有民治，而中国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况却也正如孙中山所说“不能治焉不能享，所谓民有总是假的”。“人权”的观念中既有民有、民享，又有民治。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

5、人权并重。”7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来说，是具有深远、重大意义的。二儒家的民本与“第一代人权”的关系，除了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探讨外，还应该从社会伦理的方面进行分析。就此而言，儒家伦理与西方的人权不仅有着时代的差异，而且也表现出中西文化各自不同的特点。在中国近代史上，严复最先明确地认识到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是“自由不自由异耳”。他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

6、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则？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8严复在列举了由“自由既异”而衍生的中西文化的种种差别后说，这些差别“并存于两间，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也”。从现在看，这些差别许多属于时代的差别，是可以分出

7、优绌的；但其中也确实含有民族文化的差异，值得我们深入进行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与“尊孔”的斗争同巩固共和与复辟帝制、搞假共和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在五四新青年看来，中国的首要之务是“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9。儒家伦理被归结为“纲常阶级主义”，其源在于中国古代的“家族制度”，孔门立教“莫不以孝为起点”，“盖孝子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分析”10。陈独秀热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