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自治制度与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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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乡村自治制度与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论文.freelulationregime)和“调整制度”(regularizationregime)的各自的运行状态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协调能力。这里，“积累制度”的关键是要建立总体经济的自我生长及扩张能力，而且必须将这种能力内化；而“调整制度”的关键是要维护这种能力并阻止其衰败。整合发展的关键也就是要保证这两个制度的和谐运行。由于现代经济的产业更替的必然性以及各个部门在大多数时候的积累能力不同，“积累制度”维持和改善就必然倚赖于“调整制度”发挥作用，以便促进高积累产业的尽快成熟，维护低积累产业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存在，推动新产业的引进及形成。同时，由于社会各个阶

2、层成员获取资源的能力也不同，他们参与“积累制度”的方式、程度和能力也会呈现出很大差异，“调整制度”必须能有效干涉整个社会资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及社会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以便避免资源浪费，更好地培育资源(包括新资源)。如果主要的经济部门无法维护或建立这个经济实体的“积累制度”，那么整个经济就会出现社会资源(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货币资本及社会资本等)的“资源利用危机”(utilizationcrisis)，“调整制度”危机也可能会随之产生；如果“调整制度”不能改善其他经济部门的“积累制度”并由此维持主导经济部门的“积累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的继续运行，整个经济的虚弱状态就可能维持下去，甚至不排除整

3、个社会和经济危机暴发的可能性。因此，对于这种经济实体来说，整合发展模式还有另一个层面上的意义：通过整合使“调整制度”有能力人为地改变积累模式，最终建立新的“积累制度”，“整合”在这里就必然是一种更为政治的安排。至少就制度设计本身而言，“双层经营体制”和“乡村自治”一起构成的发展模式显然属于一种整合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直接脱胎于改革以前的人民公社的整合发展模式。为了更好地理解“双层经营体制”的制度设计，这里有必要对中国农业发展状况作一些简单介绍。中国农业是“贫血型”产业，缺乏自我增长能力，其核心的问题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及大量隐性失业。这已是学界的共识，无需作更多的描述。在此需要强调的只是

4、，这种状况至今没有根本性的改善，而且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会继续存在下去。本文根据2200大卡日平均食物摄入量和60％的恩格尔系数标准估算的农村绝对贫困标准为1999年1098元，略低于当年国家公布的农村居民来源于农业(包括养殖业和种植业)的平均收入1139元，但明显高于笔者根据“消费倾向稳定假设”计算得出的当年农业人均收入951元。也就是说，20世纪末中国农业给“平均的”纯农产所提供的只是绝对贫困线上下的收入，而不能提供农业经济增长所必需的积累。对大多数以农业为主的村庄经济来说，单靠农业是无法建立自己的增长动力机制的。维护和发展主要是非农产业的集体经济以某种形式存在就不单是意识形态的保守体现

5、，也不应仅仅是历史遗留的集体资产的“过渡性”管理措施，而是农业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农村发展的内在需要。综上所述，正因为我国农村经济中的农业这个主要部门无法领军建设农村的“积累制度”，以培育其他部门的积累能力继而建立整个农村经济的“积累制度”为目的的整合发展战略就成为唯一合理的理性选择。而正因为绝大多数地区的作为个体的农民投资其他产业部门的能力有限，我国农村发展其他产业的责任才成为农村集体组织的重任。就制度设计而言，“双层经营体制”明显体现了“积累制度”的要求，而“乡村自治”应该成为“调整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事务的开展、资产的管理、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某种不同于集体

6、经济时代的监督和决策机制。在党政分开的指导原则下，以“全民式”参与和民主决策为特点的“乡村自治”规范下的村委会作为村民会议的执行机构就应该成为管理和组织集体经济的最佳组织形式。这样，“乡村自治”与“双层经营体制”之间的战略关联就应该理解为这样的一种政治安排，即“乡村自治”的一个功能就是要监督、维持和保障“双层经营体制”的理性运行和演进，推动村落社会的认同和整合，促进多种经济形式的共同发展；而“双层经营体制”促进和维护的农村经济的整合发展，在推动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同时加速农村经济的非农化，强化村民的认同意识和集体关怀，最终推动“乡村自治”的推广和深化。笔者相信，以法律形式推动和保障“乡村自治

7、”并以此来维护和发展“双层经营体制”不过体现了改革以来中国从政治向法治、从计划向市场转化的需要。可以说，假如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发展战略的话，那么“双层经营体制”和“乡村自治”就是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道路的制度安排。三、整合发展模式的危机(一)危机的症状以“双层经营体制”和“乡村自治”为核心制度的农村整合发展模式尽管经历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但就20世纪末的情况看来，上述看似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