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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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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意愿实证研究的论文一、研究背景 自miller和modigliani(1961)提出著名的“股利无关论”以来,[1]股利问题一直是财务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半个世纪以来,虽然西方有关股利政策方面的理论研究异彩分呈,但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的结论。black(1976)将股利政策视为“股利之谜”,[2]brealey&myers(1986)将股利政策列为公司财务的十大难题之首。(3)长期以来,我国上市公司也出现过许多令人费解的现金股利分配现象,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股利分配政策波动性大,缺乏连续性。据统计,在1992
2、-1995年间,我国发行a股的绝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分配意愿较为强烈,达到总数的80%以上。盈利公司中有85%以上采取了多种股利分配方式,发放或多或少的各种股利。但1996年以后,这两个比例出现了极为明显的逐年下降趋势,到1999年达到了低谷,只有43.79%的盈利公司进行了分配。在2000年以后,由于证监会于2001年3月出台了《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将上市公司的分红状况作为考察是否具有增发资格的条件之一,迫使许多上市公司为了获得增发资格、实现后续融资而普遍采取了针对该政策的策略性分配行为,导致股利分配意愿大幅回升,但相对1995年以
3、前的情况来说,2000-2002年派股利的公司占所有上市公司的比例仍然大为降低。总体上,1992~2001年,上市后每年都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只有一家,连续三年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累计也只有242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比例极低。.这些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总体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4] 2.高额派现与再融资现象并存。截止2005年1月30日,披露2004年度报告的40家上市公司中,有20家上市公司有再融资计划,占总数的50%。不仅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上市公司有再融资需求,资产负债率很低的上市公司也一边大比例派现,一边计划再融资。在20家上市公司
4、中,南海发展、山东铝业、科达机电、柳化股份、南化股份和凯诺科技的资产负债率都低于40%。南海发展和山东铝业的资产负债率甚至不到30%,分别为24.87%和26.67%。杭钢股份、恒丰纸业、华泰股份和安泰科技的资产负债率都在50%以下。 3.上市公司同样是绩优公司,股利分配意愿却迥然不同,呈现两个极端的现象。如“五粮液”这样的公司,企业在一直经营业绩良好、现金流量充足以及业务增长空间有限的背景下,上市之后连续几年没有进行过任何现金分配;而如“用友软件”这样的公司,虽然刚刚上市不久,所处领域也为朝阳产业,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在未来需要巨额资
5、金的注入,但却实行一种“高比例派现”的分配政策,上市第一年就推出每股0.6元的股利分配方案,一次性分配6000万元现金给投资者。 独特的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实务,使得股利分配政策的实证研究成为国内财务理论界的研究热点。目前,我国股利分配的研究多集中于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市场效应方面,对于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则多局限于规范性分析,实证研究较少。本文试图通过对2004年我国沪市763家a股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意愿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意愿的影响因素并对其进行重要性排序,以便为上市公司合理制定股利分配政策和为投资
6、者进行理性投资提供参考依据。 二、研究现状 国外对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是沿着股利信号传递理论、股利代理成本理论和股利顾客效应理论三条主线展开。 1.股利信号传递理论。其理论基础是miller&modigliani(1961)的“股利无关论”,即在完全的资本市场条件下,公司的股利政策不会影响公司的价值。lintner(1956)首先展开股利信号传递理论的实证分析。他通过对美国600家上市公司的财务经理的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得出股利传递公司盈利信号内容的实证结果。lintner认为,在1946-1954年间,美国各上市公司
7、一般都保持一个长期的目标股利支付率,公司的股利变化与长期可持续的净收益水平相一致;公司的管理层相当重视股利水平的变化,只有当公司盈利发生了长期的显著变化后,才倾向于调整股利支付水平。[5] 2.股利代理成本理论。是由jensen&meckling(1976)和easterbrook(1984)创立的,jensen&meckling(1976)以委托代理理论为研究框架,通过研究公司股东、管理者和债权人三者的利益动机及分配关系,得出股利分配的代理成本理论。他们认为,股东为了避免自身利益损失,要监督和约束管理者的行为,势必导致代理成本的发生。
8、但股东越保守,代理成本就越高,对债权人就越有利,对股东就越不利。因此股东需要在这两者之间平衡利弊得失。[6]easterbrook(1984)认为,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应该使公司的资本成本、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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