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官僚社会的宪政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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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官僚社会的宪政转型宪政观念在1990年代再度成为改革话语热词之后，宪政转型也成为学界相应的热议对象。但是，在讨论宪政转型的现实性之前，必须对中国社会有一个基本的政治学判断。换言之，中国的政治转型，为什么要在宪政问题上下大力，甚至要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宪政，而不是民主、法治、公民社会等任何其他议题？这当然并不是说民主、法治或公民社会不重要，而是说，宪政为何比它们更重要？厘清这个问题，是讨论中国宪政转型的基础，更是对宪政转型的可能性予以展望的关键论文下载。一、官僚社会的源流与现实无论东西方历史，任何一国的宪

2、政转型都与其转型前的社会密切相关，有些国家的宪政转型成功率甚至完全取决于此前社会的状况。英国、美国、法国、俄罗斯、日本，以及当代的北非、中东，都有自己特殊的异于他国的本国国情，不了解其历史，不了解其国情，就无法理解其宪政转型的进路。在宪政转型的前夜，中国具有什么样的特殊国情？金观涛、刘青峰两先生曾对195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有过一个精彩的政治社会学概括：共产党的官僚机构比国民党大十倍，比传统一体化结构大一百倍。到80年代初中国拥有4000万党员、2500万国家干部，这是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官僚机构庞然大物

3、。随着国家官僚网达到社会底层，近代以来不断萎缩的民间社会终于消失，50年代中国社会组织达到彻底的官僚化。[1]金、刘所指出的官僚组织的规模，现已达致更高的水平。根据官方数据，不包括事业单位编制，截至2010年，中国公务员人数已达705万人。[2]但这样的算法低估了官僚组织的规模，因为一则在事业编制占主导的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部门并未实行市场化，其工作人员的收入依然有很大一部分由国家财政来支付，二则事业编制的各部门由于其在各自社会领域的垄断地位，依然具有高度的行政化色彩。因此，程度极高的官僚社会依然是

4、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性。这一官僚社会固然是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与发展出来的，但它有着更为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或者说，当代中国之所以会产生庞大的官僚社会，首先是因为有悠远的官僚政治历史传统。远溯国史，可以看到，至迟从秦开始，中国就建立了官僚政治的传统。商鞅的《商君书》将官僚政治的统治基调与基本方法讲得十分清楚，而这些统治手段在直到今天为止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三千年历史中的中国政治，一个显著特征是王权或皇权的逐渐增强。随着贵族制崩溃，西周以来形成的家产制政治历经千年逐渐被改造成以

5、科考为依托的皇权士大夫官僚政治。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百年中国饱经沧桑，家产制虽转化成党产制，但官僚政治部分不但几无改观，甚至固若金汤、变本加厉。目前中国问题，主要表现为官民对立，涉及一切领域，究其根本，在于党产官僚政治下，铁打的权力，流水的官造成的流动但连续的权有制抢劫、无所限制的寡头化伪公权，在侵犯人权方面长驱直入、无所掩蔽，制造无数人间悲剧。无论古今，中国官僚政治的基础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前者解决钱袋问题，后者解决脑袋问题。古代的王是家族，现代的王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群

6、体，目前是中共。中国官僚政治的两大支柱，一是土地权有制[3]，古代是王权或皇权家产制下的权有制，当代则是打着公有制旗号的党产下的权有制；二是权力本位下的等级制。掌控了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之后，官僚集团就掌握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权力本位的等级制观念则是服务于此的意识形态。在权力不受限制的地方，绝对不存在公有制，只有权有制。因一切涉公利益，都需要委托一批人代为管理，管理权如果无法置于公共所有人的最低限监控中，就必然导致腐败，因为管理者不会认为自己贪贿的利益是属于任何人的。然而，公共管理的监督成本很高

7、，需要大众理性、持续地投入精力，同时，公共管理的成本与公共部门的规模成正相关系。公共利益的范围越大，制度设计越复杂，管理成本相应越高，管理难度越大，腐败可能性就越大，所需公共所有人投入的精力也越大。发达的公民社会，会以自治形式将专制社会好大喜功的庞大公共管理化整为零，使管理成本降低，难度减少，腐败也相应减少。而官僚社会则恰恰相反，监管成本奇高，而贪贿成本则极低就是作为最后一道防线，不是独立而是效忠于党派的司法体系也不可能公平地解决贪贿问题。朱元璋和毛泽东都曾想根治官僚政治的这个痼疾，但他们的目的都不是

8、为了分权，而是更极端的集权，结果民不聊生、官不聊生，官民均不聊生，且导致官僚政治反弹后使得原有的痼疾更加强固。官僚制只能改造，无法取消任何社会都需要官僚制，改造的方式不是疾风暴雨的重锤，而是改变其基础。因此，土地权有制向土地私有制的改革，以及结束权力的暴力来源、结束其等级制组织形式以及结束其所依赖的大一统意识形态，是终结官僚政治与官僚社会的核心命题。若无必要，勿增实体，这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家英国奥卡姆（Ockham）的逻辑学法则，哲学史上称之为奥卡姆剃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