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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化研究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兴起与发展(1)论文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是打破了支配古老的旧史学两千多年的传统循环史观,而改以接受从现代西方传来的各种进化史观、发展史观。面对席卷世界与中国的历史新潮流,越来越多的史学家立足于现世,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变革,将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变,这一通常被称为“现代化”的历史趋势和进程,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从较广泛的意义上.freelandWesternCivilization,SelectedEssays,London,1959,p.180.)柳氏则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并提,把“现代化”等同于“
2、西方化”,这反映了在“中体西用”论之后,主张学习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现代化问题所达到的一般认识程度。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中国知识界围绕有关中国现代化的各种历史与现实问题,曾经进行过反复的论辩。三十年代由《申报月刊》发起的讨论,还将此前的有关问题归结为一个总问题——“中国现代化问题”。“现代化”这一概念由此而被推广。参与历次讨论的学者当中,不乏历史学家。许多史学专著论及中国贫困落后的历史原因,中国早期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等中国现代化的种种问题,从史学领域出发参加了讨论,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研究。例如,吕思勉在1933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中提出:秦汉以来周期性的治乱兴衰“是由
3、于生产方式和生产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变更的缘故。”这已经不止于进化史观对循环史观的冲击与反叛,而是有明显的唯物史观倾向了。三十年代的中国史学,在以鸦片战争为近代中国的开端,以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在内的晚清自上而下的改革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上,已大体取得共识。史学家虽然思想方法、政治倾向不一,对中国现代化的开启和延续则有相同或相似的认识。如李鼎声在《中国近代史》(1933)、任时先在《中国教育思想史》(1937)、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1938)和有关的论文中、周谷城在《中国政治史》(1940)中对中国现代化最初阶段——洋务派经济活动的分析,都已超过了梁启超“烟消云散殆为昨梦
4、”或者“无一成效可睹”的评价。对此,章鸣九、徐泰来《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和姜铎的同名文章(分别刊于《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和1997年第2期)均有详细的评论,本文不再赘述。中国的现代化虽然一开始就以学西方为标识,实则长期以东邻日本为样板。为了介绍和学习日本,黄遵宪曾用十年功夫写《日本国志》(1887);康有为则以《日本变政记》(1898)进呈光绪皇帝;仅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便有数十部日本近代史著作(包括译著)问世(详见《八十年来史学书目》中国社科出版社,1984年出版)。与此同时,对中日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也成为倍受关注的课题之一。这方面可以胡适为代表。1929年
5、,胡适发表英文短论《文化的冲突》,一方面主张“一心一意接受现代西方文明”,同时又提出“日本的例子使我们对中国文明的未来抱一些希望。”(参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初版,第368页.)此后,他又写了《中国与日本的西化运动》等文,后来还将这些文章的观点归纳总结,写成《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一项文化冲突的比较研究》,提交美国历史学会1939年的会议。文中指出了中日现代化进程的差别:日本式的现代化是在统治阶级集权控制下的。它的优势是有秩序、精打细算、连续性、稳定和有效率。中国则由于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控制不复存在和社会结构完全民主化,其现代化是缓
6、慢的、断断续续的、不经济的,常常是由极少数人发动,慢慢地有人追随,直到足够多的人相信新思想和新举措确有道理,才会产生更大的变革。但是,日本的现代化并非没有重大的不利之处。国家和皇朝对人民的控制、穷兵赎武等“不少具有原始性的东西孕育着火山爆发的深重危险。”(C.F.Wareed.TheCultureApproachtoHistory,NewYork,1940,pp.243-251.)胡适在这里道出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些基本特点。对日本早期现代化的分析也是中肯的。二随着自上而下改革的失败和清王朝统治的瓦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一个以自下而上的革命为标志的时期。革命史学也随之
7、在中国史学中逐渐取得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一方面把如何推动和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置于史学研究的中心;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近代以来一系列矛盾和变革的探索和研究,也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三十年代前后,持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史学著作已经成批量涌现,这些著作的一个突出的共同特点,是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看作近代以来一系列变革、奋斗、追求与探索的继续,看作中国现代化经历了一系列曲折、失败以后道路选择的必然结果。例如,李达的一系列经济史论著如《中国产业革命概况》(1927)、《中国现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