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经济内涵与现有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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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经济内涵与现有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实践　　1问题的提出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也是一个全世界都关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西方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新经济增长理论，虽然解释经济增长的源泉有所区别①,但理论范式基本相似，均建立在资源稀缺性与经济人假设条件下，不考虑资源环境的增长代价与经济人的外部性行为，探讨纯粹的经济增长数量，实践上逐渐演变成当前的褐色经济增长模式②.　　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一方面，世界经济很长时间保持了稳定的增长趋势，特别是1950~1973年经济增长出现黄金时期,世界和主要地区人均GDP年均复合增长率均在2%以上，个别国家与地区如日本和西欧经济增长率更是高达4%以上[1].这种强劲的增长态势不仅鞭策了褐色经济增长模式的持续发展，也有力地支持了理论研究。　　在核算领域，联合国相继推出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SNA（1953）、SNA（1968）、SNA（1993），宏观核算日臻完善。　　另一方面，这个期间世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退化引发自然灾害的损失风险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增加，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不断扩大，促使人类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联合国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了人类环境的概念，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又提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和新观念，并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的浪潮，可持续发展理论获得了空前发展，有关资源环境核算的理论与计量也取得了重大研究进展。联合国统计司1993年出版了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即SEEA（1993）初稿，以SNA的卫星账户形式系统地核算环境资源存量和资本流量，资源环境的使用首次有了相对标准的统计计量方式。　　但是，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后，以生态破坏为代价的褐色经济增长方式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金融倡议机构研究小组2010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人类活动造成全球变暖和大气污染等环境破坏引起的经济损失在2008年已达到约6.6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总量的11%.不仅如此，全球经济增长在1973年后出现下滑并延续到新千年，特别是肇始于北美和欧洲发达经济体的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甚至使发达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2],更是暴露出褐色经济下无节制发展对于经济本身所具有的重大危害。单纯的环境治理已不足以弥补褐色经济模式所带来的社会边缘化、资源耗竭与环境污染问题，这引起了人们对现行经济模式的失望与反思。与此同时，另一种增长方式日益彰显，这是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下，物质财富的实现不一定要以环境风险、生态稀缺和社会分化的日益加剧为代价[3],这就是近年来崛起的绿色经济新理念，并迅速成为关注的热点。　　目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已发表多份有关绿色经济的研究报告，号召全球向绿色经济过渡。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肯定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倡议世界各国发展绿色经济。从国际环境看，当前包括美国、英国、德国、韩国、巴西等国家都纷纷加大绿色投入，以催生具有比较优势的绿色产业的发展，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绿色发展.绿色经济已经进入实践阶段，而且可预见，绿色增长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向③.　　然而，相对这种不断推进的绿色实践，绿色经济的理论与核算研究却相对滞后。虽然褐色经济下发展起来的SNA体系得到不断完善，特别是SEEA体系的建立使得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有了相对标准的测算模式，但它们均不能很好地测算当前绿色增长成果。原因在于:一是在SNA体系下，增长测算是建立在褐色经济模式下的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的，测算指标GDP衡量的主要是经济增长的数量。而绿色经济下的增长函数发生了变化，测算指标不仅要反映经济增长的数量，还要反映社会与环境的变化。二是SEEA核算的最终指标绿色GDP虽然力图反映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但GDP扣除后的剩余部分并不能说明增长过程实施了绿色化，是绿色经济。事实上，绿色GDP只是扣除了增长的负效应，理论上测算的还是褐色经济增长成果④.因而，无论是SNA体系还是SEEA框架，由于理论背景与经济实践均建立在褐色经济模式下，都未能将现有绿色增长成果相对准确地反映出来，而绿色经济不断推进的实践呼唤绿色增长核算。　　本文试图探讨这一问题，拟在中国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开展绿色增长成果估算的理论范式研究。文章的主要特色体现在:一是根据当前联合国提倡的绿色经济特征，从经济学上剖析了绿色生产函数的变化，初步搭建了绿色增长核算的经济理论基础;二是区别于SEEA核算的绿色GDP,尝试从绿色增长的正效应角度确立绿色增长估算的基本理论框架，包括绿色增长的最终成果形式、产业部门分类、统计指标的核算范畴与价值的实现等。　　2绿色经济内涵与现有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实践 　　2.1绿色经济内涵　　虽然绿色经济取代褐色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必然，不少国家已经开始探索实践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但对于什么是绿色经济，至今并没有一个规范的定义。较普遍接受的解释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绿色经济定义，201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绿色经济是能够增加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同时显着降低环境风险与生态稀缺的经济[4].这一定义将绿色经济与褐色经济及单纯的环境治理区分开来，具有两个鲜明特征:第一，经济增长追求的不再是单纯的数量变化，也不是数量下的环境治理，而是将目标扩展到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要求增加人类福祉与社会公平，强调地球关键自然资本的非减发展。因此，绿色经济追求的是经济高效、生态健康、社会公平三方目标的共同增长。第二，完善了包含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内的生产函数，要求生产不仅需要提高人造资本的资源生产率，还需要将投资从传统的消耗自然资本转向维护和扩展自然资本以及积累与提高有利于绿色经济的人力资本[5].　　绿色经济的上述两个基本特征表明，绿色经济是一次生产方式的变革，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经济增长的理论不再沿袭褐色经济下的理论模式。突出的变化表现在资源稀缺性的范围扩大，这里的资源不仅仅限于人造资源，还包括一切非人造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进入资源稀缺性范畴，一方面要求自然资本独立成为生产函数的内生因素，促使经济人行为将资源环境的增长代价置于其决策范围内;另一方面资源的配置与利用将随之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到市场交换规则，导致资源流向、要素分配及产品价值的变化。可见，绿色经济下的增长理论在经济增长源泉、产品形式与价值表现上均获得突破性发展。　　这种发展，改变了经济增长核算的理论基础。因而，绿色增长测算不是简单的数据增减问题。但绿色经济是对传统经济的转型，绿色经济中某些领域与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各行业间并不是完全对应，存在交叉现象[6].　　如联合国呼吁投资的10大发展绿色经济的行业如农业、建筑、渔业、林业、制造业、旅游业，交通业等均为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行业。因而，绿色增长核算又不能完全脱离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体系依然是绿色增长核算的基础。　　　　2.2现有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实践　　现有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主要是就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展开的。最具权威性的核算框架当属联合国等五大机构提出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即SEEA）。该体系最新版本SEEA2003 将环境与经济信息比较完整地结合在一起，度量了环境对经济的冲击以及经济对环境的影响，是考虑资源环境因素影响下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延伸与拓展。由四个账户组成：实物型和混合型的流量账户、与环境交易相关的经济账户、以实物和价值单位测度的环境资产账户、考虑自然资本耗减、环境退化和防御支出后对SNA总量进行调整的账户[7].最终核算结果将环境因素以及资源的损耗从经济发展的最终成果中予以扣除，即为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组织提出实施的绿色GDP,并得到一组以经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净值（即EDP）。　　绿色GDP及其EDP通常的计算公式为:绿色GDP=国内生产总值（GDP）-资源耗减价值-环境退化价值（1）EDP=绿色GDP-固定资本折旧（2）SEEA代表了目前经济核算与环境核算一体化方面的最高水平。因此，该体系颁布后，得到了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关注。挪威率先在1978年开始部分绿色GDP核算，并编制了包括能源、矿产、森林、渔业和土地使用等自然资源核算账户。其他一些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芬兰、韩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巴西等20多个国家也在资源环境核算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和数据测算工作。　　同期，我国学术界围绕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如何开展资源环境核算进而计算绿色GDP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如高敏雪、王金南就中国环境与经济核算的理论框架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可以分为环境-经济流量混合核算、环境保护活动流量核算、自然资产存量及变动核算、以绿色GDP为中心的总量核算四部分[8];王德发根据SEEA2003的核算框架，并结合我国现行资源环境生态统计的现状，提出了建立与我国现行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相联接的SEEA研究思路和设想，认为SEEA核算的关键是数据源[9];李金华按照SEEA框架，提出了建立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CSEEA）范式，认为CSEEA的重要核算内容是环境资源的存流量、资源消耗、自然灾害、环境成本、环境保护投入以及环境资产重估价等，主要核算工具是账户、核算表、指标体系[10].　　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我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实践工作也相应开展起来，主要包括 :（1）国家统计局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中以附属账户的形式设置了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表，展开了对森林、土地、矿产、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实物量核算。目前形成了包括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草地资源、野生动物资源、再生资源与环境统计等九大类别为主要内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环境统计体系。（2）与挪威统计局合作，编制了1987年、1995年及1997年中国能源生产与使用账户，测算了二氧化碳、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甲烷、颗粒物等8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3）2004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启动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简称绿色GDP核算）研究》项目，对环境实物量、价值量以及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进行了核算，公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2005年，又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浙江、安徽、广东、海南、重庆和四川10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11].最近的报告为《中国环境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8）》⑤.（4）2006年开始实施万元GDP能耗、水耗等指标公报制度。　　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实践，基本上也是沿袭SEEA核算框架开展的。从联合国、各国政府到我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及实践来看，当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具有一些共同特征:　　（1）核算模式是在褐色经济下发展起来的，始终以经济增长为主线。即使考察资源环境，也是以卫星账户的形式分析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并将这种关系定位在GDP总量的扣除上（见公式1），形式上测度了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内容实质上并不能反映增长过程的绿色化，并且也不能深入到社会关系中去考察诸如收入分配等关乎人类福祉的问题，在理论上遭受质疑。同时，从总量上扣除资源环境的代价，虽然能起到警醒的作用，但同时也掩盖了环境治理的效果，在实践上推广起来困难层层，造成当前绿色GDP核算停滞不前、环境统计争议难断的局面。　　（2）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测度:一是从成本角度看，社会边际成本=私人边际成本+外部性边际成本;二是从收益角度分析，社会边际收益=私人边际收益+外部性边际收益。虽然两个方面都能反映经济活动的外部性，但对于生产活动而言，从成本角度分析外部性，实际上是将外部性置于类似中间消耗进行研究。而从收益角度展开分析，实际上开展的是近似于福利测算。因而。　　生产活动的外部性究竟采用成本还是收益核算，实际上代表了不同的经济含义。绿色GDP的核算原理采用了前者，且公式上采用了扣除的方式，说明测算的是生产活动的负外部性。这种测算原理与绿色经济内涵不一致，绿色经济能够增加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同时显着降低环境风险与生态稀缺。是一种正向的经济活动，绿色增长核算正是为了将这种正效应体现出来，原理上应该从收益角度分析外部性。可见，SEEA框架测算的绿色GDP 不能反映当前的绿色增长成果。不过，经济活动负外部性的对立面即是正外部性，这说明，沿着SEEA的核算思路，同样可以考察绿色增长成果。因此，SEEA核算框架依然是绿色增长核算参照标准。　　（3）SEEA是目前各国绿色核算实践的理论框架，但它是为弥补SNA体系在资源环境方面的核算不足产生的，依赖SNA建立且随其完善而完善。可见，虽然SNA体系建立在褐色经济模式下，却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科学的核算方法与体系，是国民经济核算的根本。即使当前经济模式向绿色经济转变，相应的经济关系也会随之受到影响，却不能改变现行国民经济关系的基本性质与原理，如生产是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即使是在绿色经济模式下也不改变其基本要义。因而，SNA体系才是绿色增长的核算基础。　　3绿色增长核算的理论基础与主要问题　　3.1绿色增长下的生产函数　　如前所述，相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绿色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函数发生了变化，基本形式可以表述为:Max﹕Q=f（L,K,H,N）st﹕C=;（c2+c1+v+m+s+h）=C2+C1+V+M+S+H=C+V+M+S（4）式（4）中，小写字母表示各单位（或部门）的绿色产出价值构成，大写字母则表示国民经济总体的绿色产出价值构成，左边是对所有常住单位或机构（产业）部门的绿色产出价值求和。其中，c2表示资本消耗，包括固定资本与自然资本的消耗;c1表示劳动对象转移价值即中间消耗;v表示必要劳动价值，包括一般劳动与人力资本劳动价值;m表示剩余劳动价值;s表示由于社会公平而产生的社会价值;h表示环境价值。　　绿色增长下的这种投入产出新特征，决定了绿色增长的最终产品不同于一般产出结果。因此，绿色增长估算需要确定绿色增长的最终成果。共2页:12　　3.2绿色增长的最终成果　　根据上述绿色增长下的生产函数特征，构成绿色增长的最终成果需要具备两个要件：第一，生产过程是清洁的，即生产过程具备节能、降耗、减污、增效的功能;第二，产出具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与环境价值。据此判断，认为当前绿色增长成果主要可以归为三类:　　 　　（1）绿色产品与服务。绿色产品与服务是指在生产、使用及处理等环节中符合环境要求，对人体健康与环境无害或者危害极小，有利于资源再生与回收利用的产品与服务[13].按照国际惯例，只有授予绿色标志的产品才是绿色产品。目前我国已认证的绿色产品涉及到新能源、绿色汽车、节能、环保、绿色建筑、绿色食品、绿色休闲、绿色金融以及其他行业，这些行业的产品与服务是典型的绿色增长成果;　　　　（2）环保产品与服务。根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和欧盟统计局（Eurostat）的定义，环境产品与服务是指为环境中水、空气和土壤的破坏，以及有关废弃物、噪声和生态系统问题提供测量、防治、限制，使之最小化或得到纠正的产品与服务。它是近年来世界各国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争夺国际竞争力而大力发展的产品，也是通向绿色经济的重要渠道，属于绿色经济发展的手段。因而，应被认定为绿色增长的成果范畴。与绿色产品所不同的是，环境产品主要是治理、修复与保护环境为目的产品，其主体对象主要是为环境服务，可以形成自己的产业，即环境产业，但产品多为劳动对象。而绿色产品主要是为改善人体健康服务的，分布于现有各个产业中，目前很难形成独立的产业，产品多为生活消费品，进入最终使用领域。　　　　（3）绿色化产品与服务。主要是指有利于减少对自然环境有实际或潜在损害的产品。这是相对当前绿色经济所处的阶段而定义的一类产品与服务。我们认为，只要产品在生产过程实施了节约资源与减少废物排放的行为，都可称其为是一个绿色化过程，其产品相应地称之为绿色化的产品或服务。虽然这类生产并不提供标准意义上的绿色产品，却有助于经济的绿色增长与绿色化规模的扩大，当前应该属于绿色增长范畴，不过，其成果中只有绿色化部分才归属于绿色增长。　　3.3绿色增长估算的主要问题　　　　绿色增长估算，严格意义上就是对上述全社会绿色增长的最终成果的增加值进行核算。但由于绿色增长的生产过程与产品性质与原有经济增长模型存在差异，在采用SNA核算原理对绿色增长成果进行估算时，需要处理几个主要问题:　　（1）由于目前绿色经济与褐色经济交织在一起，许多从事绿色生产的部门从属于目前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下的产业与部门分类中。核算绿色增长首先要将这些部门从传统产业或部门分类中分离出来，其中，特别要处理好绿色化产品与服务的归类划分问题。　　（2）从绿色增长的生产函数分析中看到，绿色生产的目标包括经济高效、社会公平与生态健康三个方面。实现三个目标需要产品的供给（即最终产品）价值包含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与环境价值，这三个价值中，经济价值相对容易核算，社会价值与环境价值存在较大的核算难度，但却又是绿色增长核算不可回避的问题。 　　（3）自然资源成为生产函数的内生因素以及生产污染外部性内部化后，生产主体与分配主体均发生了变化，主体行为也随之改变。因而，衡量主体行为的统计指标也需要作相应调整。　　无疑，在对绿色增长进行估算时，除了上述问题外，实际操作过程中还会存在诸多难点，特别是绿色增长的外部效益测度可能存在较大的难度。但由于绿色生产具有市场价格载体，且生产的投入产出原理并不改变，只要处理好绿色增长的投入产出流程带来的变化，在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能够初步实现对绿色增长的估算。　　4绿色增长估算的基本框架　　4.1绿色增长估算的基本分类　　4.1.1产业部门分类　　由于绿色经济与传统经济交织在一起，在现行国民经济产业分类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绿色产品及绿色化产品的产业部门。如绿色食品，其增加值核算已经归类在食品制造业中，计算绿色增长只需要将其从相应产业部门中分离出来，重新定义为相应的绿色产业部门，然后统一归类即可。也就是说，对于绿色产品生产部门，依然可以按照一、二、三次产业的分类形式展开。但对于那些提供绿色化产品与服务的部门，如节能冰箱生产企业，它们只是生产过程实施了绿色化行为，并不提供绿色标志的产品，这些部门原则上将其归口到一般产品相对应的产业部门中核算，只是将其节约资源与减少废物排放的价值分离出来，并且将分离出来的价值在绿色产品所属产业部门中以绿色化产品价值记录。而对于环境产品，我们认为将其独立成一个新的产业核算，不进入一、二、三次产业中划分与归类。　　4.1.2统计指标的分类与设置　　绿色增长测算实际上就是增加值的核算。在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增加值通常采用生产法、收入法与支出法核算。这三种方法设置的统计指标包括产出项指标、要素收入项指标与支出项指标。由于绿色增长核算，实际上也主要是对其生产过程及其成果进行的核算，亦可以采用生产法、收入法与支出法进行估算。但三种方法所需指标随着绿色生产的投入产出过程及结果的变化需要进行调整⑥.　　（1）绿色总产出。如前所述，绿色增长的最终产品目前主要是三类，涉及现有三次产业与环保产业。它们的产品价值除了经济价值外，还包含了社会价值与环境价值。　　这意味着在核算绿色总产出时，需要对不同最终产品分价值进行核算。 　　目前认证的绿色标志产品及环境产品，均有相对健全的市场结构。在价值实现中，它们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直接受益主体是人类，而环境价值的直接受益主体是生态，间接受益主体才是人类。这种受益主体的差别，导致三种价值实现存在差异。在绿色产品（或环境产品）市场上，供需双方的行为决策通过市场价格能够促使其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⑦的实现。但由于人类只是环境价值的间接受益主体，行为决策具有隐蔽性，价值的实现需要借助非市场行为调节。我们认为，由于绿色产品的生产过程及其本身具有节能、节水、低污染、低毒等性质，这些性质与生产过程的高能耗、高排放等性质正好相反，在SEEA核算中将其作为资源耗减与环境退化处理，如果反向思维，那么，参照SEEA的处理思路，绿色增长的环境价值也可以按照节约的资源与减少的废物排放实物量产生的外部边际收益加以核算，并且这种处理方式还适应于绿色化产品与服务的环境价值核算。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环保产品与服务多为劳动对象，其最终产品会成为生产绿色产品与服务、甚至是一般产品与服务的中间投入或固定资产，实际上在现有国民经济核算产品增加值时已经作了减项（中间投入）或加项（固定资产）处理。这意味着，在核算绿色产品与服务的增加值时，将环保产品与服务的价值或扣除或增加了。如果是扣除，不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如果是增加，显然形成了增加值的重复计算。因而，在核算绿色增长成果时，将环保产品与服务作为独立产业处理，需要调整好与绿色产品与服务的关联性。　　（2）绿色中间消耗。在SNA中，中间投入是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非耐用性货物与服务的价值。在核算中间投入时，须与总产出核算保持一致。如在农业采用产品法计算总产出的情况下，所核算的中间投入包括外购的和自己生产的中间产品的消耗 ;而在按照工厂法计算的工业总产出情况下，其中间投入则只仅限于来自外购的中间产品的消耗[14].这种核算中间投入的思想，也与绿色增长的中间消耗有所区别。首先，由于自然资源市场缺乏，不存在外购与自制的区分。但在绿色增长下，自然资源成为企业的成本项目与非耐用性货物及服务一同构成了中间消耗（投入）。这说明，在核算工业中间投入时，自然资源不能采用外购与自制加以区分而应一律归并为中间消耗。但这种处理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即自然资源的中间消耗价值应该如何确定。我们认为，为了实现绿色经济确保自然资源的非减发展，首先采用生态足迹法估算经济体整体生态承载力即最大生态供给，在此基础上计算出整体生态供给将能创造的产出（价值）；然后，根据具体自然资源的折合比例，估算具体自然资源的现有价值创造力;最后根据产品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自然资源实物量估算其中间消耗价值。其次，企业购置的环保产品与服务若是中间消耗材料，理应按中间消耗处理。但企业由于使用环保产品与服务降低了污染物的产生，减少了生产的环境负外部性影响，实际上增加了社会收益，这部分效益应该计入增加值中而不能是简单的成本处理。　　需要说明的是，在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最终产品是用于生活消费的产品，这些产品能够给消费者带来效应满足进而消费者会给予价格评价。而最终产品的副产品包括各种污染物并不能给消费者带来效应，不属于生活消费用品被排除在价值核算之外。但社会却因此承担了成本，在环境经济核算中，这部分成本从GDP中扣除，这种处理实际上是将废弃物作类似中间消耗对待。然而，在绿色经济条件下，循环利用废弃物是节约资源与减少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途径。废弃物回收利用，实质上是作为原材料的一种替代品进入生产过程，从替代效应角度看，实际上增加了社会财富，应该计入价值增加中。另外，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减少了社会因此承担的环境污染治理费用，从收入效应角度看，实际上增加了社会效益，也应该计入价值增加中。　　（3）要素收入项指标。绿色经济条件下，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参与了原始收入的创造，成为初次分配的主体。这样，绿色增长条件下，要素收入项指标应该设置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本消耗、自然资本消耗、营业盈余。其中，劳动者报酬、固定资本消耗及营业盈余与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同类指标的核算并无多大区别，只是劳动者报酬需要将人力资本报酬⑧单列出来、固定资本消耗还包括环保固定资本。生产税净额将发生变化，生产税净额是生产税与生产补贴的差额。　　绿色经济条件下，由于绿色产品生产企业将生产的环境负外部性内部化，政府在税收、补贴等方面应该对税制进行相应调整，包括税制结构、直接引入新税种等。而对于自然资本的消耗，如同固定资本消耗一样，是为补偿生产活动中所消耗的自然资本而提取的费用，代表自然资产在生产过程中耗损的价值。不过，同样地，也涉及到一个自然资产的估价与重估价的问题，除了可借鉴SEEA中提供的估算方法外，还可以根据前文中提到的生态足迹法估算。　　（4）支出项指标。绿色经济条件下，支出项指标主要用于核算绿色产品或环境产品的最终使用所发生的各种支出。包括绿色最终消费支出、绿色投资支出以及绿色净出口。其中，绿色消费支出主要是绿色产品的最终消费支出。 　　但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产品，虽不具有绿色标志但具有节能环保的功能，如节能冰箱，节能空调等。对它们的支出，原则上也应该统计在绿色最终消费支出中。原因在于，在采用生产法核算绿色增加值时，有一部分价值是由绿色化产品与服务所创造，这一部分价值实际上就与这种具有节能环保性质的产品相对应。但由于节能环保产品在统计分类上依然归属于一般产品，因此，在核算其最终消费支出时，只核算其与一般产品相比较后高出部分的差额。绿色资本形成是绿色经济顺利推进的重要手段，只核算用于绿色投资的部分，另外，环保产品与服务，是治理环境的手段，也应该列入绿色资本形成中。绿色净出口，既包括绿色产品与服务的净出品，也包括环保产品与服务的净出口，还要包括为推进经济绿色化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实施的节能资源与减少废物排放的出口产品。　　4.2绿色增长成果的计算方法　　为了更好地体现绿色经济的供需平衡，根据绿色增长的投入产出特点，我们认为绿色增长成果同样可以采用生产法、收入法与支出法进行计算。计算公式如下:绿色增加值=∑（绿色总产出-中间投入）+∑绿色化产品与服务价值（5）绿色增加值=∑（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消耗+自然资源消耗+营业盈余）（6）绿色增加值=绿色最终消费支出+绿色资本形成总额+绿色净出口=（居民绿色消费支出+政府绿色消费支出）+（环保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绿色存货+自然资本形成总额）+（绿色货物和服务出口-绿色货物和服务进口）（7）公式（5）是生产法计算的绿色增加值。包含两个部分，其中，∑（绿色总产出-中间投入）是相对绿色产品及环境产品而言的，计算时，先对每一绿色产品（或环境产品）行业计算出它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各种产品的价值和生产这些产品时投入的产品价值;然后通过总产出减去中间投入得到每一绿色产品行业的生产法增加值;最后，汇总各个行业生产法增加值，得到绿色产品（环境产品）生产法绿色增加值。∑绿色化产品与服务价值是相对生产过程实施了绿色化生产的产品与服务而言的，计算时，参照SEEA对资源损耗以及环境退化核算的原理，计算节约的资源量与减少的废物排放量，估算资源节约量与废物减少量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与环境价值。这样计算出的价值直接加进绿色增加值中即可。　　公式（6）是收入法计算的绿色增加值。它是根据每一绿色生产行业投入生产活动的各种要素的报酬计算的。通过汇总这些报酬得到每一绿色生产行业的收入法增加值;最后汇总每一绿色生产行业的收入法增加值，得到收入法绿色增加值。 　　公式（7）是支出法计算的绿色增加值。计算时，先计算三大绿色需求，然后汇总得到支出法绿色增加值。绿色消费支出中包括居民的绿色消费支出与政府的绿色消费支出;绿色资本形成实际上就是绿色投资需求，包括了环保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绿色存货以及自然资本形成总额;绿色净出口主要是绿色货物（包括绿色产品、环境产品及绿色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与进口差项[15].　　4.3绿色增长估算的基本表　　上述三种核算方法的基本估算表见表1.表1只是一个简化的绿色增加值估算总表。在这个表的下面可以细分生产法估算表，收入法估算表及支出法估算表。同时，还可以建立绿色产品与服务的产品价值估算表、环境产品与服务的价值估算表及绿色化产品与服务价值估算表，以便更加详细地反映各产业、各机构单位的增加值创造与分配情况。在生产法估算表中，将绿色产品与服务的对应产业分离归类反映出来，进而计算各产业的绿色总产出与中间投入情况。在收入法估算表中将不同产业各机构单位的收入初次分配情况反映出来。支出法估算表详细地反映最终产品的使用去向。【1】　　5结语　　随着资源环境与贫富分化的日益加剧，联合国积极呼呼世界各国发展绿色经济。不少国家，已经纷纷走向绿色化发展道路。我国近年来，为应对资源环境问题，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就明确提出绿色发展.相应这种绿色经济发展实践，近年来，国民经济核算虽然在资源环境的测算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国家统计局目前也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资源环境核算指标体系。但当前开展的绿色GDP核算并不能反映绿色增长的成果，绿色增长成果数据的缺乏，严重影响了绿色经济的实际进展。本文在中国现行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下，对当前绿色经济增长成果的估算开展理论范式探讨，以期能够从正面直观地反映当前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成果与进程。　　但这份研究只是一份基础性的分析，由于绿色经济是一个新鲜事物，许多未解的理论问题尚需要结合其他学科展开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