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子曰”的政治伦理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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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左传》中“子曰”的政治伦理意蕴　　这里所谓的子曰中的子即孔子，子曰即孔子曰、孔丘曰或仲尼曰。《左传》中共载有孔丘曰3条，孔子曰7条，仲尼曰24条，总计孔子言语34条。《左传》中孔子的言行虽然散见于各处，但还是有一定的理论主题，有一定的理论线索可寻的。现有的成果对《左传》中子曰包含的哲学思想偏向于平列的叙述，理论主题的把握明显不足，这影响了对《左传》中子曰的性质认定。　　可以把《左传》中子曰包含的思想纳入到政治伦理的范畴中来加以讨论。　　在中国政治思想传统的语境下谈论政治伦理，有很多理论的难题，其中要回答的就是政治与伦理的关系问题，如何区分何为政治的，何为伦理的。梁启超说:以目的

2、言，则政治即道德，道德即政治。　　以手段言，则政治即教育，教育即政治。［1］梁漱溟也说:不但整个政治构造，纳于伦理关系中，抑且其政治上之理想与途术，亦无不出于伦理归于伦理者。［2］从政治和伦理的关系来把握中国政治思想，涉及到很复杂的关系。要么把政治归结为伦理，如梁漱溟所言，要么把伦理归结为政治，如萨孟武所言:先秦思想可以说都是政治思想。［3］要么从政治与伦理二者的张力中来理解。把伦理归结为政治则形成政治的一元论，把政治归结为伦理则形成伦理的一元论。如认为政治有特殊的伦理规范不同于一般修身的道德规范则形成一定的二元论，如认为政治规范完全不同于道德规范也会形成一种严格区分政治与伦理

3、的二元论。就《左传》中的子曰而言，从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张力把握其政治伦理的意蕴是比较恰当的。　　一政治目的和手段　　《左传》中的子曰最高的伦理范畴是仁。《左传文公二年》中孔子列举了臧文仲不仁的三个表现，肯定了子产的仁。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国大夫然明

4、提出毁乡校的建议，防止民众论执政，显然是想限制民众进行政治参与，其着眼点是巩固权威和稳定权力。从政治的角度来说，这个建议与政治的权力本性相适合。子产不毁乡校所依据的是一种伦理的理由。从手段的合理性来说，子产选择了道德为手段，即忠善以损怨，而非武力的手段，即作威以防怨。这里显示了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特征，政治手段的选择问题不全然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其中隐含了道德的判断，当道德的手段被纳入优先性的时候，技术性手段的选择本身就有了伦理道德的内涵。　　就目的而言，子产的目的抉择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总的伦理原则是不伤人。从不伤人包括善恶而言，这个伦理准则是带有普遍性的，具有政治的元德的色彩

5、。子产考虑到了伤人的多寡问题，从西方伦理学的视角来观察，显然具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在不能获得完全的仁爱之善的时候，当选择最大量的善。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仁爱的原则显然凌驾于善恶之上。就政治来讲，子产为执政大臣，郑人为臣民，二者之间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但从道德上讲，民众及其贤者可以成为统治者的道德老师。在道德与政治之间出现了相反的关系，即尊尊和贤贤的矛盾。二者之间尊重的方向相反，构成了一定的张力，从而避免权力运作的失范。　　仁是政治最高的伦理原则，其动机在于对所有人的爱，其目的在于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公共的善。好的治理寻求公共善的实现，坏的治理寻求个人的

6、善的实现。［4］36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左传文公二年》)春秋时候鲁国大夫臧文仲不仁的表现有三。仁德表现为尊重贤能的人，贤能的人能够给民众带来更大的利益。臧文仲下展禽显然会损害公共利益。废六关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塞关、阳关等六关是禁绝末技游食之民的，臧文仲废除了六关;另一种解释是:本来自由通行不征税，现在设置六关收税。废六关为什么不仁呢?如果按照第一种理解，显然孔子认为禁绝末技游食之民更能保护大多数百姓的日常生活秩序，更能实现公共善。如果按照第二种理解，显然孔子认为设置六关征税是官员在与民争利。其三，以家中女奴为妾，或者

7、让家奴织席出售则是在谋私利，而不是谋求公共利益。　　这三个不仁的表现显然包含了追求个人善的实现和追求公共的善的实现的区别。　　在保证爱更多人的前提下，可以采取合适的手段来实现。鲁昭公二十年，郑子产生病了，告诫子大叔有关治国方略，提到治国以宽或猛的问题。后来，由于子大叔不忍猛而宽，导致郑国多盗，最后不得不兴兵灭之。孔子对此事大为感慨。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　　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